来“黔”之驴，留在贵州又何妨?

□高贤芳

一

　　在丰富浩瀚的古成语中，古人留给了贵州两个相连相近而使用频率又很高的词：“ 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黔驴之技)。

　　于是乎，好像觉得老祖宗有点不待见咱们，除了脍炙人口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外，留下的两个成语也是贬义词;于是乎，我们有的贵州人好像总比其他外省人敏感和在乎，就像秃子不喜欢“电灯泡”，生怕别人借古讽今用这两个成语讥讽贵州人。他们总想奋力抗争，总想从历史的侧影中找到点脱身良策，比如想方设法地求证“黔驴技穷”中的“黔”不在贵州，不厌其烦地声明“黔驴”是外地驴，甚至过度敏感地抛出“阴谋论”，大喊“黔驴技穷”是泼给贵州的一盆污水，贵州是躺着也中枪，等等。

　　其实，笔者倒觉得，既然我们贵州人对“夜郎自大”、“黔驴技穷”这两个文化成语，既然推不开、赖不掉、甩不脱，不如坦然地超然受之，不要再去做什么摆脱干系的事，而要深谋远虑，借势发力，想方设法地保护好这两个“历史文物”，倍加珍惜上苍赐予我们的这两个不可多得的古成语。

　　笔者最为担心的是我们想放弃的东西，可能正是别人窥觑已久，垂涎三尺的珍宝。比如，“夜郎自大”这个词，以及它承载的文明特质，在几年以前的几千年里，都无人争议地属于贵州这片土地，但一夜之间，贵州周边突然冒出多个“夜郎”国，他们个个都以“夜郎自大”为荣，户户都称是血统正宗的“夜郎”国，人人都在重垒“夜郎”城垣，家家都要申报“夜郎”遗产，迫使贵州上下不得不紧绷神经，仔细挖掘，小心求证，大声疾呼，全面动员，投入很大的学术资源、行政资源、人脉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夜郎”争夺战中展开一场全方位的“夜郎”保卫战。

　　今天，我们对“夜郎自大”的历史内含深爱有加，严加呵护，为什么对“黔驴技穷”却退避三舍，深恐避之不及呢?老祖宗留给我们有关贵州的典故就只两个，想多要都不可能，但我们贵州自己人对它俩的态度，套句流行语，差别咋就这么大呢?对待典故，如果人们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那“邯郸学步”就进不了现今的邯郸市，“郑人买履”就要被请出河南荥阳、新郑。

二

　　近几年，我们贵州有学者文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均主张黔驴之地不在贵州，“黔驴技穷”的成语不属于贵州，对此，笔者实在不能苟同。

　　归纳一下，这些文章认为“黔驴”所到的地域，不属当今贵州，理由主要有三条：

　　一是，柳宗元所写的“黔”地是指唐朝玄宗时设置的黔中道，黔中道治所在黔州，即今天的重庆市彭水县。对这头驴子所到的“黔”地范围，“柳宗元心目中一定还是会有个大略的。那就应是它治所的周遭：或今重庆的彭水一带，或今湖南的常德及元陵一带。这些地方都是重要的水路码头，符合柳文中‘船载以入’的条件。”

　　二是，贵州作为地名肇端于宋朝，明朝永乐年间才划为行省，地方很小，贵州称“黔”或“黔中”，是明代以后的事。

　　三是，创造“黔驴技穷”这个成语的人，无意中伤害了贵州，因为宋朝已经有人用“黔驴之技”嘲笑技能拙劣者了。“黔驴技穷”正是从“黔驴之技”演变来的，而宋朝的时候还没有贵州这个偌大的行政区存在呢。

　　在下感觉，这些文章竭力推卸“黔驴”落脚地在贵州的真正原因，都是那头“黔驴”惹的祸。

三

　　讨论“黔驴技穷”中的“黔”在不在当今贵州，可以不可以在当今贵州，还得以理服人。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断定“黔驴技穷”中的“黔”，当在贵州，至少可以在贵州，有以下几条理由，不知在不在理，欢迎批评斧正：

　　第一，自秦以来，无论“黔中郡”、“黔州”、“黔中道”均包括当今贵州部分区域。秦朝时，中央政府设三十六郡，黔中郡为一郡，治所现今湖南常德市，辖地包括今天湘西、湘西北和黔东北部分地区。南北朝时，北周建黔州，治所彭州即今重庆市彭水县，辖地也包括今黔东北部分地区。唐朝玄宗元年，设黔中道，治所仍在彭州即今重庆市彭水县，辖地是在前朝“黔中郡”、“黔州”基础上的扩充，当今贵州东北部地区更在其管辖范围。贵州建省虽始于明朝洪武年间，但从建省之日起，就管辖着原“黔中郡”、“黔州”、“黔中道”的部分区域，并且人们将“黔”作为贵州简称。柳宗元写作《黔之驴》时，是被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的唐朝中晚期宪宗元和元年至元和十年间(公元805年至815年)。柳所认可的“黔”，虽然不完全是今日之黔，但今日之黔必然涵盖部分柳氏之“黔”。

　　第二，贵州属古“黔”地的黔东北更符合“黔驴技穷”的故事场景。“黔驴技穷”中有两个角色：黔虎和黔驴，即在黔之虎和来黔之驴。老虎吃人是自然界的天律，虎狼出入之地必定人烟稀少。今贵州黔东北如务川、沿河、印江、铜仁(现铜仁市碧江区)等地“无驴”，不仅符合柳文中将驴“船载以入”的条件，也符合“至则无可用”的条件，而且山高水急，人迹罕至，是“黔驴技穷”中另一明星主角华南虎的生活乐园。“黔驴技穷”的故事告诉我们，蠢驴无意中闯入老虎家园后，老虎由“远遁”，“甚恐”，“终不敢搏” 转为“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尽其肉，乃去”， 等一系列的情节发展，有好几天的时间过程。可见，驴和虎心态、命运转换的场所必定没有人烟。因此，如果仅凭“水路码头说”和“治所中心说”，就肯定柳宗元心目中“黔驴”所到地或是今重庆彭水一带，或是今湖南常德及元陵一带，这种看法实在牵强。相反，在下认为，按照柳氏对故事情节的描述，当今贵州黔东北的地貌特征，更符合柳宗元心目中来黔之驴的所到地。如果考察贵州至今没有“驴”这种动物，更可以佐证出来黔之驴的葬身之地，很可能就在今日贵州。

　　第三，“黔驴技穷”的典故是为贵州扬名，我们不必愤而逐之。我们有些贵州朋友也人云亦云，总想为“黔驴技穷”正名，或总想把“黔驴技穷”一推六二五，推给重庆彭水或湖南元陵等地，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在下断言，如果贵州拱手相送“黔驴技穷”这张文化名片，周边省市的一些地方政府定会马上笑纳，并且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对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他们一定会极致发挥，用“黔驴技穷”的典故，上演一幕幕浓墨重彩的好戏。而我们放弃这张文化名片，才真正会被别人嘲弄为现代板加现实板的“黔驴技穷”。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古今中外的任何一头驴，包括被强行绑架到贵州的那头驴，都蠢笨倔犟，甚至傻帽得可爱，有时还叫人可怜。想想这些，我们还有必要在乎一根筋的驴子是黔驴还是豫驴吗?我们还不释怀豁达，还有必要耿耿于怀、羞愤难言、庸人自扰吗?退一万步讲，我们对“夜郎自大”都不怕，对“黔驴技穷”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对这些稀缺宝贵、不可复制的古文明资源，关键是看我们怎样合理开发利用，怎样变软实力为硬实力，怎样将其变为综合实力，大可不必杞人忧天、自寻烦恼。

　　第四，贵州是古黔文明的主要传承地和发扬光大地，是黔贵主流文明的聚集中心，作为具有文化特值的《黔之驴》故事当属贵州，符合规则，也不为过。寓言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而人为编造的故事，尤其是对描写动物心理和行为动作的《黔之驴》，如果结合柳宗元在《三戒》里同写的《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来研判，更是可以断定，《黔之驴》只是一个虚构的哲理故事。因此，《黔之驴》的故事，可以将空间要素虚构在包括后来属于贵州辖地的“黔中道”区域内任何适应华南虎生长的地方。而黔中道的部分“黔地”后来又确实划归了贵州，贵州并很快成为古黔文明的主要传承地和发扬光大地，成为黔贵文明的聚集中心，因此后人将“黔驴技穷”中的故事发生地理解成后来的贵州，既不违反历史事实，又顺理成章地满足和引导了人们对黔贵主流文明发展脉络的理解，这样做也符合对事物进行解释或命名的规律。再说，根据成语约定俗成的使用规则，贵州建省几百年来，凡解释“黔驴技穷”时，人们众口一词，都说故事发生地在后来的贵州，所以今天继续坚持“黔驴技穷”中的“黔”就在贵州境内或者说可以在贵州境内的思维定势，就更没有什么大错了。

　　今年是贵州建省600周年，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预言：“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此时此刻，面拂爽爽凉风，遥望他地热炉，看国际生态会议落户贵阳，西部大开发在贵州扎实推进，略感贵州优势初见端倪，深祝贵州后来居上，于是，又想为纪念建省600周年说点什么，又不愿再见“黔驴技穷”之另见，或授人以柄，或触发又一场对贵州古文明资源或旅游资源的争夺战，在下故拙文辨析，对事不对人，仅此而已，若有冒失，见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