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职为民的情怀

———全国政协委员顾久的提案故事

□本报记者 潘 建 王 吟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提交了一份《应该进一步防止儿童被拐卖》提案。

　　这个提案标题没有加主语，顾久说，如果要加，我想应该是“我们”——包括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

　　诚然，“儿童被拐卖”肯定是当今中国社会感到疼痛的重大问题。顾久写这个提案有三个触发点：

　　十几年前，顾久在贵州毕节任职，是全国人大代表。一次会上，一个毕节口音的陌生的男子拨响他的手机，哭道：“顾爷爷，救一下我家娃儿嘛……”是一个姓顾的农民工，他的小儿子在大白天大街上被人从女儿手中生生抢走了。顾久很沉重地记下这件事，递给正好坐在他旁边的省委政法委书记兼省公安厅长姜延虎。姜延虎也很沉重地批上一行字，交给下属急办。事后，顾久向某局长打听该案下落。他很为难地叹道：“专员啊，这种事多喽!农民工进城找钱，管不到娃儿，送不起托儿所，大娃儿带小娃儿，常常遭抢。因为超生，有的还不敢报案……”

　　顾久去年在湖北给市民开讲座。结束后不少人走上讲台继续交流，其中一个老人大声说：“你是不是全国政协委员?上个提案，让我们的孩子们安全成长、不要被拐走嘛!” 顾久郑重地答应了。

　　顾久还讲了他家里的故事，去年，顾久获准赴美探亲——女儿生了个小外孙。女儿与女婿都做博士后，本来想学成归国报效，但有了孩子，犹疑了。她问：“爸，国内小孩上学都必须接送吗?”这是不言而喻的。她说：“你看美国的孩子们上学有接送的吗?”……

　　三个身边事，前者是弱势者的悲剧，据说被拐卖者绝大多数属该群体;湖北老人的话显示出公众的关切和情绪;顾久女儿态度的转变显现的，是比较以后对祖国的印象。

　　因此，顾久说：“我有义务提交这个提案。”

　　顾久说，我国多年来就此做了很多工作：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办公室，发布过两个国家级的“反拐”行动计划，采取了专项行动，转变了工作由公安单打独斗向全社会参与的预防、打击、救助综合治理的思路，建立起“一长三包制”、儿童失踪快速查找、DNA采血比对等制度机制，更加强国际反拐合作等等。

　　顾久从美国返回的第二天，参加了一个评比“慈母”“孝女”等传统美德妇女的活动并应邀点评，他有感而发：

　　“慈”是建立在几千年乡土社会、血缘家庭基础上的伦理。今天我们已经走上城镇化和工业化之路，乡土社会变成了城市社会，血缘小家庭变成陌生的大群体。贵州一个农妇，外出务工找了钱，自费办起托儿所，让留守的和进城务工者随迁的幼童都免费入园，以至前后有2000多宝宝追着叫她“妈妈”。这就是传统慈母向新时代慈母的创造性转化的典型。那么，下一步呢?还应该应用法律手段，制度化地保障对天下幼童的慈爱。

　　顾久认为，只要上有法律，中有政府，下有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广泛参与。犯罪者成本很高，发案率才会少。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行依法治国，这是历史性的大进步。但是，法律决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更包含着有力有效的执法行为和广大干部、公民的法律信仰和法律敬畏。顾久说，有传统美德有现代法制的中国人一定会做到更好，中国的幼童一定会安全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