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绣娘

□王承钧

凯里的初秋，空气中飘荡着桂花的清香。周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绿化树的枝叶，在林荫道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和老伴在小区花园散步，看着盛开的各色鲜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歇会吧”，走了一会儿后，我俩来到紫藤花架下的长椅上歇脚。不远处的花台边，几位苗族绣娘的身影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这几位绣娘年纪约莫五六十岁，全都戴着老花镜，布满皱纹的脸上透着岁月沉淀的慈祥。她们围坐在一起，手中的五彩丝线在绣布上翻飞，针尖在阳光下闪出细碎的光芒。

“走，过去看看。”老伴拉我起身走过去和她们打招呼，“绣得真好看”。

绣娘们也抬起头来，露出友善的笑容。我注意到她们的手——粗糙却灵巧，显然布满常年劳作的痕迹，但捏针的姿势却格外优雅。

“这是苗绣，”五十多岁的潘大姐向我们介绍。“我们几个都是从黄平县谷陇镇来的，以前在乡下，每天忙着种地、做家务，但只要有空，就会拿起针线绣上几针，刺绣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苗绣，是苗族世代传承的刺绣技艺，堪称民族文化的瑰宝。它承载着苗族的历史文化、精神信仰和审美情趣，被称为穿在身上的 “无字史书”，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看着她们，我不禁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在古朴的苗家村落里，吊脚木楼的美人靠上，几位绣娘并排而坐。她们手中的针线在绣布间灵动，不时响起欢声笑语。她们头上的银饰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熠熠光芒。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景啊。

潘大姐展开手中的绣布，一幅精美的图案呈现在我们眼前。阳光下，各色丝线折射出的光芒，让那些花纹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在布料上轻轻跃动。

头发花白的吴阿婆，鼻梁上的老花镜几乎要贴到绣布上，手中的银针在布料间灵巧地穿梭，那针脚细密得令人惊叹，若不凑近细看，几乎察觉不到针线的痕迹。

“这要绣多久啊？”我问。

“我已经绣了两个多月了。如果要绣一件嫁衣，要断断续续绣十多年呢。”她的手指轻轻抚过绣面，像是在抚摸珍爱的孩子。

潘大姐告诉我们，从前苗家的女孩子从七八岁就开始学绣花了。另一位大姐插话道：“我们那时候，姑娘不会绣花，是要被笑话的。”她指着自己衣襟上的花纹说，“这件衣服上的花样，就是我妈妈教我绣的。”

谈话间，一位大姐的手机响了。她接起来用苗语说了几句，挂断后不好意思地笑笑：“孙女放学了，让我去接。”

看着这位戴着老花镜绣着传统纹样，同时用着智能手机的苗族大姐，我感到传统与现代在这一刻奇妙地交融了。

“现在年轻人都不学这个了”，一位大姐叹气道，“我孙女说绣花太费时间，宁愿玩手机。”

“还是有的，”潘大姐打开手机相册，“看我外孙女在大学里办的苗绣社团。”照片上，一群青春靓丽的女孩，正神情专注地围坐在绣架旁。

夕阳渐渐西斜，几位大姐开始收拾绣活。她们小心翼翼地把绣布、针线包一一放进蓝布口袋里，动作轻柔得像在包裹一个婴儿。

从此，我们和这几位绣娘开始慢慢熟络了起来。又一个午后，她们依然在老地方刺绣，潘大姐神秘地招呼我们。她打开一个精致的小木箱，里面是一件折叠整齐的嫁衣。她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看，这是我当年的嫁衣，保存了三十五年。”

展开的瞬间，我们都被震撼了。大红的底布上，金银线绣出的图案交相辉映。最特别的是衣襟处绣着一排小小的蝴蝶，潘大姐说那是她出嫁之前，妈妈熬夜添上去的。

“蝴蝶妈妈是我们苗家尊敬的女神。”她指着蝴蝶说，“妈妈讲，这样我就能带着她的祝福走进新生活。”

又是一个周末，潘大姐告诉我，她们老家的村委会组队到凯里民族风情园参加“村T”服装走秀表演。这个活动是由政府主导、民间自发组织的，所有的演员都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几位绣娘也被邀请去展示苗绣。

那天她们穿上了最隆重的苗装，银饰叮当作响。潘大姐在现场教观众绣简单的花纹，吴阿婆则演示传统的织布技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闪光灯不断亮起。

表演结束，村主任提议在村里的小学开一个苗绣传承班，请潘大姐回村教小学生绣花。“太好了！”潘大姐激动地说，“这门手艺总算能传下去了。”

转眼到了九月末，有天我起来晨练，看见潘大姐独自坐在凉亭里，就着晨光绣花。

她微笑着告诉我，这是在给即将出生的孙子准备的礼物。“绣一只凤凰，如果是添个孙女，我希望她像凤凰那样展翅高飞。”

针线在她手中穿梭着，朝阳为她鬓边的银发镀上金边。我豁然明白，这小小的绣花针，串起的不仅是丝线，更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记忆。在凯里这座现代都市里，还有无数个像潘大姐那样的绣娘，正在用针线讲述着民族传承千百年的故事，从未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