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应鳌：贫而不贪　位高而廉

□姜秀波

　　“贫”字和“贪”字，一笔之差。

　　明隆庆、万历年间，有一位名叫孙应鳌的贵州籍名臣大儒，曾两度出任郧阳巡抚，类似于主政今天的“国家级特区”。然而，远在老家的母亲却为生计所迫，不仅卖光了所有陪嫁饰品，还四处举债。最后，是孙巡抚用多年所积俸禄，为母亲还清了债务。

　　一方大员，为母还债，看似让人不敢置信，但却真实地见之于一组文献史料中。

　　孙应鳌(1527-1584)，字山甫，号淮海，别号道居，祖籍江苏如皋，贵州清平(今凯里市炉山镇)人。1546年中贵州解元，1553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给事中。因不阿朝中当权的严嵩，被外放。从佥事，到参议，到副使，到参政，到按察使，再到布政使，一步一个脚印，终于登上了郧阳巡抚高位，成为一方大员。此后孙应鳌入京任大理寺卿，升户部侍郎，改礼部(掌国子监祭酒事)，补经筵讲官(帝师)，终官南京工部尚书。卒后谥“文恭”。

　　郧阳，一个逐渐淡忘在历史长河的地名，却曾经是鄂、豫、川、陕四省交界的“四不管”之地，明代在此设抚治二百多年。郧阳虽然不是明代省级行政建制，但却是朝廷直管的“特区”，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市”，地位不亚于行省。郧阳巡抚，治下五道八府，一方封疆大吏。

　　1567年至1569年、1573年至1574年，孙应鳌两任郧阳巡抚，把这个流民遍地、盗贼四起的“四省不管”之地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今湖北省郧西县尚存“孙大人庙”，纪念这位效法王阳明“立功立德立言”而廉洁自律的“父母官”。

　　孙应鳌“德政”的背后，却是父母典当、举债。

　　孙应鳌的父亲孙衣(1504—1589)，字宜之，号南明。嘉靖辛卯科(1531)举人，官至云南府同知。

　　长子孙应鳌出生前后，孙衣家用并不宽裕。孙应鳌母亲《司氏墓志铭》载：“见一公以戊子(1528)葬。恭人剑宗伯(孙应鳌)于背，而自操作，治襄事，阃以内无失礼。南明(孙衣)数赴试，窘无资，恭人卸钗钏殆尽，用事大困。辛卯(1531)举乡魁，小山公喜，脱冕不仕。南明公上春官归，就馆舍卒业，独恭人主家政，即窘甚。”

　　“卸钗钏殆尽”，指把陪嫁饰品悉数典当。说明家庭用度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孙衣中举后，于1535年二次赴京赶考，再落榜。因家用窘迫，孙衣接受司氏提议，出任四川犍为县教谕。先谋一官半职，权且养家糊口。

　　中晚年，孙衣连续三次居家守制，旋即又弃官归隐。《孙衣墓志铭》载：“甲寅(1554)补大理府。过其家，而太母王宜人卒，公冢孙应承重。越明年，宋孺人又卒，相继守忧，哀瘁几不胜礼。逮戊午(1558)，服除，当谒选，而公心已倦游矣。会，长公淮海先生(孙应鳌)令望显荣，于是公自谓可不复出，遂绝意仕进，脱然遗荣。”

　　孙衣虽然在宦途十多年，但廉而家无积蓄厚产。在五年内，又逢孙应鳌爷爷、曾祖母、祖母相继去世。“三丧在室”，家用愈加窘迫。孙应鳌母亲司氏在陪嫁饰品已变卖完后，无奈之下又被迫举债，以办丧事。《司氏墓志铭》记载：“无何小山公故，南明忧归。……服阕，补大理府同。甲寅(1554)，王宜人故，应承重，踰年而宋孺人亦谢世，累然立三丧在室，宾客唁者，履满户外。”又载：“先是癸丑(1553)，宗伯(孙应鳌)已登进士第，读书中秘，授给谏官清华。乃恭人内辅南明公(孙衣)，克襄丧葬，事无巨细咸当，而外称贳里中富人金。”

　　“外称贳里中富人金”，指在外向同乡富户借债。一个举人之家，一个府同知之家，不到万不得已，是放不下面子举债的。此亦说明孙衣为官之廉。

　　即便家庭负债日重，但母亲司氏仍时时训诫刚入仕途不久的孙应鳌，以促其廉。《司氏墓志铭》载：“(司氏)遗书宗伯(孙应鳌)，以助其廉。时时遣侍儿诫宗伯(孙应鳌)曰：‘而勉修，毋坠前人之业’。宗伯(孙应鳌)敬受令，束身修行，位益尊，道益高，其学无不窥。以故，宗伯名满天下，然恭人从此负贳日益多矣!”

　　直到孙应鳌1569年从郧阳巡抚任上辞归后，方才用多年所积俸禄为母亲偿还清楚所有债务。《司氏墓志铭》载：“宗伯(孙应鳌)在郧阳，念恭人独子且老，疏归养。归之日，括行所藏历官奉所入，尽以付恭人，遍偿里所尝称贳者，乃得折券罢贳焉。”

　　一句“遍偿里所尝称贳者”，可见孙应鳌母亲历年借债数目还不小，而债主亦不在少数。债主遍及“里中”，足可想见当时一个封疆大吏所面对的“尴尬”。但孙应鳌并未因贫而利用手中职权大行贪腐，而是靠积存俸禄还债。这就难能可贵了。

　　由此可以看出，孙衣、孙应鳌父子家用日渐不敷，全靠司氏勤劳节俭持家，典当嫁妆和举债，方得以度过家庭变故。1566年10月，孙应鳌升湖广右布政，1567年10月又升郧阳巡抚，俸禄增加。孙应鳌节衣缩食，倾尽历年积存俸禄还清债务后，其家庭境况方才有所改观。

　　孙应鳌家贫而廉，得益于良好的家风教育熏陶。其在《合寿遥祝乞语》一文中亦引述其母亲司氏原话“吾夫官十余年，能守清白，田舍无增其旧什之一二。吾儿官，又益贫。即吾不劳不俭，家业隳矣!”亦可印证一二。

　　众所周知，开国皇帝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后，铁腕治理贪腐，杀贪官数万，但定制给官员的俸禄却少得可怜，以致其后世贪腐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在没有“高薪养廉”意识的那个年代，清廉官员的模范代表海瑞，在任上去世后不得不靠同事凑钱买棺材。一方大员孙应鳌家中债台高筑，也就不奇怪了。

　　即便家庭困顿如此，孙应鳌在历年宦途中，依然挤出俸禄，刊行了《古文关键》《世史正纲》《世用錄》《西玄集》《丘隅集》《道林先生粹言》等一大批文集，其中还包括后来被清康熙帝御赐为“医圣”的万密斋的第一本医著《痘疹心要》，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晚年孙应鳌，更是倾尽所有在家乡建学院讲学，培养人才。以“白金三十两”，“施业田一分”。“见学校祭丁菲薄”，孙应鳌“施白金百两，置祭田以纾报本”。

　　又捐建家乡，修缮古迹。见家乡的禅刹“习义之所”年久失修，孙应鳌“慨捐己资，俾修葺之焕然一新”。看到玄真观、武安王庙、城隍庙“圮坏”，孙应鳌则“量其繁简，施银修补”。

　　孙应鳌一生德硕有名，政绩有声，著述宏富，成一家之言，在海内久负盛名，有“孙子名满天下”之誉，史称“西南大儒”“名臣大儒”。贫而不贪，位高而廉，不过是孙应鳌宦途一生、治学一生的一个截面而已。

　　一方大员“为母还债”，不是一个历史笑谈。父母的言传身教，良好的家风教育，对今天反腐倡廉依然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