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乡场

□廖光辉

　　凯里，芦山，甘坝，

　　山高路险难爬，

　　今日向何去?

　　直指芦山甘坝，

　　甘坝，甘坝，

　　铁路工人排队买黄粑。

　　这首仿词牌“如梦令”填写的歪诗，出自中铁二局桥工二队三老工人之口，真实的描叙了当时工作艰险，生活艰苦，单调枯燥的状况，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提起这首歪诗那是说来话长。那是1970年末，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后，社会就业的压力一下子被释放和分散了。而各行各业要落实“抓革命、促生产”，需要恢复生产加快发展，基建队伍的劳动力缺口尤其突出。12月中旬，我父亲从成都开完局人事工作会议回到家，便急忙去贵阳、遵义、桐梓、六枝铁中“落实会议精神”。父亲兴奋地说：“湘黔铁路大上马，劳动力严重不足，中央没批示，又不能公开招工。让孩子参加大会战去劳动锻炼，想变相解决职工子弟的工作问题，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于是，贵州几所铁中毕业的和即将毕业的中学生“一锅端”的被安排在桥工大队。此时，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湖南等地区的数千名职工子弟，已经组织起来参加了湘黔铁路大会战。这一既成事实的“劳动力补充方案”很快得到了铁道部的批复，我们便成为一名正式的铁路职工。

　　“劳动锻炼”每月只发给生活费22元，铁路施工的劳动强度很大，十分艰苦，什么开山放炮、清砂运碴、开挖基坑、打混凝土，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这种重体力活都落到这些十几岁孩子的肩上。

　　我们修建的南山河大桥工地处于凯里芦山的群山峻岭的峡谷之中，沟壑深度160多米，山壁陡峭，施工条件十分艰苦。山民们是“隔山喊得应，相见走半天”，而我们每天要沿盘山小道，上上下下十多次，或搬运材料，或肩抬机械，青春的激情与活力渐渐地被每天繁重活路消耗着。然而单调的工地生活，也让我们学会了苦中作乐。比如每天除以班排为单位的政治学习外，大伙在很短空闲时间里，或是唱歌跳舞、嬉笑打闹，或是球场上打一场篮球，或是沿山道散步遛弯，一个个懵懂的男女小青年们在这种环境里逐渐的成长起来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在那种紧张的“阶级斗争”中还找到另一个消遣方式：赶集市逛乡场。尽管半个月才有一个“大礼拜”的休息日，我们却早早的起床收拾好自己，精神抖擞的去峡谷对面的芦山甘坝赶场，大多数人也由此认识了这种农村集市形式。

　　这种集市是大山里的农副产品交流的主要形式。农民喜欢赶场，这边逢五那边逢十，集市自然就形成了。每逢赶场天，四面八方的农民蜂拥而至，他们拖家带口的，三五成群，有的抱着两只老母鸡，有的赶着猪羊，有的提着几十个鸡蛋，有的挑着自己编制竹筐，十分热闹。我们所在地主要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对民俗风情很不了解，单位领导一再吓唬职工说“他们会放蛊”，搞得心里都有几分害怕，不敢招惹当地的少数民族，尽管那些妇女们衣服上的银饰十分漂亮，也只能远远的张望几眼。

　　记得第一次去甘坝赶场那天，刚吃完早餐，不知谁在大工棚里喊了一声“走，甘坝赶场去!”于是，同学们约着出了门。我跟着几人一马当先，从施工便道进入堆满砂碴料的工地，再顺着山体陡峭的小道，蜿蜒曲折而下，直落河床谷底。随后，同学们一帮一伙的沿着山谷小路要行走在数公里，说笑着疯闹着，东蹦西窜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从河床峡谷的羊肠小道再向上攀登，穿过杉木树林，包谷菜地，一大队人马在弯弯曲曲的山里转悠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到达甘坝乡场上。

　　贵州的乡镇很小，一条老街不长也不宽，两侧民屋交错修建，街面高低不平也极不规整。据说修建时民房座向是经风水先生测定的，风水先生怎么说农民就怎么修建，房屋朝向横七竖八的，当然不会像城镇规划那样排列有序。那时商品不发达，街上没有像样的商业，仅有几家面铺和副食品小店，主要是农民自带的农副产品摆放在街道两侧，买卖交易十分自由。还有专门赶场的小商小贩，他们带来各地的农村实用商品进行交易，才是农民选择的重点。街上最大的商场算是供销合作社，里面从烟酒糖果到镰刀箩筐，从衣服布匹到锅碗瓢盆，丰富而杂乱。街上平时看不到几个人，十分清静，而赶场天才是人流涌动，充满喧嚣。我们只图热闹，看新鲜，从街头转到街尾来回走了两趟，不时相遇同学们，打个招呼，继续转悠。中午吃上一碗羊肉热汤的米粉，花上一角多钱，挺便宜的，是否是当地特色小吃也不知晓，填个肚皮罢了。小店子很简陋，木桌上放着一碗糊辣椒面，那是当地人的喜爱，口味重的在汤里加上两匙糊辣椒，又辣又烫，呼啦呼啦的吃下去，准保激出一头热汗。最好吃的是歪诗里描写的“黄粑”，那是用糯米粉、苞谷面加红糖制作的，黏黏的，糯糯的，香香的，用荷叶包裹，吃了再买上一块带着，到此赶场基本结束了。

　　山道弯弯，我们陆续从原路返回驻地，在无聊且兴奋的一天归途中，你一句我一句，便随心创作出来了文章开头的那首歪诗，用乐观和单纯的心态，奔波十几公里的山路，为了看一个热闹的乡场，为了一块当地的黄粑粑。

　　那种远去了的快乐，那么美好，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