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难写是功勋：

杨至成首创“六个新”奠基军队后勤工作

□吴会师

杨至成，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生于贵州省邛水县（今三穗县）八弓镇木界村的一个侗族家庭。1917年从邛水县高等小学考入贵州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于1923年加入滇黔联军任第十八团军需上士，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34年10月，随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1938年冬，因病到苏联就医，后入苏共远东局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进行辽沈、平津战役提供了物资保障。1949年起，历任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杨至成作为人民军队后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创造性地提出了后勤工作的“六个新”，系统构建了人民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首制红军军装：

统一威武之师的视觉符号

1929年3月14日，朱德等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击败国民党军郭凤鸣旅进入福建长汀县。长汀是旧汀州的府治，是闽赣边境一个工商业发达而富庶的重镇。红四军在这里将团整编为纵队，全军近4000人编为三个纵队，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政委、杨至成任军部副官长。杨至成不仅承担着军部事务，还担负着不少后勤方面的工作。

在进入福建长汀之前，红军战士的穿着可谓是五花八门。有的穿工人服，有的穿农民装，有的穿打土豪得来的服装，甚至有的还穿着从白军缴来的衣服，样式和颜色杂乱，且相当破旧。进入长汀后，红四军便将筹到5万多银圆用于改善后勤补给。考虑到炎热的夏天即将到来，为全军战士缝制新款军装的重任便落到了杨至成的身上。

设计什么样的军装款式，是摆在杨至成面前的一道难题。他带领供给部的同志广泛征求意见，吸收借鉴苏联红军服装优点，反复研究，制定了新颖的设计方案：整套服装为灰色，上衣为中山装式样，领子上缝红布领章，胸前左右各有一个贴衣口袋，还配备一个挎包；帽子为列宁式八角帽，帽前缝上五角星；裤子为普通样式，脚上有绑腿；鞋子为“陈嘉庚”皮鞋。方案确定后，杨至成便在长汀南门街成立红军临时被服厂，购买布匹，招收缝纫工匠缝制军装。由于时间紧、数量多、缺机器，他就采取三班倒方式，每班8个小时，组织工匠不分昼夜赶制。他亲自参与生产和指导，很快将4000套标准新款军装发到各部队。战士们欣喜若狂，不少战士还上街洗了澡、理了发才换上新军装。1929年3月下旬，红四军首次组织阅兵仪式。全体指战员穿着统一的新式军装，仪容整肃、队列严整，显得士气高昂、军容雄壮。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好啊，军长，你看至成他们把红军打扮得多么漂亮威武！”

首创包包饭：

在定量分配中破解粮食饥荒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30多个县，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250余万人口，红军主力部队也发展到6万余人。为适应部队规模扩大对军事人才的需求，中革军委决定在瑞金开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由刘伯承任校长，杨至成任校务部部长，主要负责全校的教学和生活保障工作。

当时苏区物资已十分匮乏，加之国民党加紧军事与经济封锁，粮食供应变得异常紧张。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下，必须以保障前线指战员吃饱肚子为前提，这使得后方粮食供应就更为紧缺了。然而，“民以食为天”，后方同样也不能饿肚子。杨至成想起侗乡老家端午节用粽子叶包角角粑的情景：用粽子叶包成圆锥状，装上泡好的定量糯米（一般25克），封好后用稻草捆紧，再放入锅里煮熟，一人吃一个，各吃各的，不够的吃两个，吃不完还可以分给别人。受此启发，杨至成大胆提出了红军学校吃“包包饭”的供给方式，就是利用苏区当地的宽叶草，编成一个个饭包包，师生在自己的饭包上写上名字，做饭时炊事员给每个包里装上4两或5两米（16两为1斤）蒸煮，吃饭时师生按名字领取饭包，包干到人。实行“包包饭”制度后，每个人的粮食都是统一定量的，但定量内可“自由”调节，午饭想多吃一点，晚饭就少吃一点，反之也行。

红军学校吃“包包饭”的供给方式一经传开，中央苏区包括政府机关、总部机关在内的所有单位都将大锅饭改为吃“包包饭”。前线将士们得知吃“包包饭”的原因后，深受感动，均表示“我们不打胜仗对得起谁”。就这样，全军暂时渡过了粮食紧张的难关。这一分配模式也为1933年中央军委出台军队第一份供给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实践蓝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曾这样称赞杨至成：“在军事管理和根据地组织问题方面，他是一位专家。”

开辟千里兵站：

构建接力式战争运输主动脉

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首都瑞金驻地在叶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在洋溪村。1932年6月，为打赢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红军主力都在前线作战，因红军学校有相当规模的“学员兵”，遂成为卫戍红都瑞金的中坚力量，校长要兼任瑞金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而作为校务部部长的杨至成也就自然兼任了红军总兵站站长。兵站主要承担三大任务：一是为前线的部队运送弹药、粮食等物资；二是转运伤病员和战利品；三是像内部旅社一样保障进出根据地人员的食宿。

1932年7月8日，水口圩战役给了新上任不久的红军总兵站站长杨至成一次惨痛的教训。当时，红一、红五军团与粤军四个师在广东南雄县水口圩遭遇并发生激战，由于后方与前线距离太远，物资难以送达前线，导致我军遭受重大损失，杨至成也在战斗中受重伤。据聂荣臻回忆，“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

水口圩战役后，杨至成暗下决心，“必须在后方与前线之间建立一组有序的、畅通的、相对固定的、大小兼有的、卓有成效的交通运输线”。于是，他着手以瑞金和兴国为中心建立起了瑞金—广昌—建宁线、兴国—万安—吉水线、瑞金—龙岩—漳州三条兵站运输线及多条支线。每条兵站线上设置一个大站，配备四五百人的运输营；每60里设一个中站，配备二三百人的运输连；每30里设一个小站，配备足够运输的挑夫队和担架队。每站都配上站长、政委、财会员、炊事员、接待员及通讯员。兵站采取统一组织、逐段运送、分段负责的机制，实行接力式或交替式的前输后送制度，使整个运输系统畅通无阻。兵站线平时承担“赤色邮政”职能，战时可一呼百应，成为红军历史上比较正规、综合性功能较强的兵站保障系统，为随后的乐安、宜黄、山城堡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肯定和表扬，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红军大管家”。

创办后勤院校：

为强军保障播撒人才火种

1933年1月，杨至成任中革军委总供给部长兼政委。他敏锐地发现，战斗越打越大，越打越复杂，后勤保障任务越来越重，培养高素质的军队后勤干部势在必行。于是他果断决定，在瑞金七堡乡临时租借几所祠堂和空房，创办第一所红军供给学校并兼任校长。

课程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开设政治、供给标准、制度、珠算、簿记等科目，聘请总政治部宣传部郑今乃副部长担任政治教员，总卫生部医务处第一副主任吴理担任卫生化学物理教员，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文学科一位副科长担任文化教员，总兵站部一位科长担任体育教员。财会业务教员仍然缺乏，杨至成便千方百计找到红一方面军供给部会计处处长赵镕，请他主持撰写《红军薄记学》并亲自授课，后来又聘请红五军团供给部部长傅兰荪担任财会教员。红军供给学校的创办，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后勤骨干人才。

杨至成还于1947年8月创办了第一所汽车学校，组建了我军第一个汽车团，配有128辆汽车，为军需后勤成功完成紧急供给运输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东北军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铁腕整顿军需：

为大决战提供百万冬装保障

没有后方的保障，就没有前线的胜利。1946年1月，杨至成从苏联回国，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转移到哈尔滨，他为建设东北大后方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1948年4月杨至成临危受命，任东北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他迅速对接管的46个大小工厂、20多个仓库进行整合优化，设立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安东等五个工厂管理局和直属材料局，选派得力干将分任局长和政委，主要以被服生产作为军需生产的刚性任务。他在动员大会上说：“我已向军区首长立下了军令状”，随后对军需工厂进行“该合并的合并，该撤销的撤销，该转产的转产，该改造的改造”的铁腕整顿。整顿后保留工厂32个、缝纫机3159台、职工2.6万人，每天平均生产单衣19813套、皮鞋10500双、布鞋10000双，可基本保障部队的被服供应需求。

1948年8月，杨至成接到军区下达的2个月生产70万套新冬装的任务。虽然时间紧、任务重、原料缺，但他毅然向军区首长表示“保证完成任务”。回头，他向局长、厂长们动员说：“军服也是战斗力，多一套冬装就多一分战斗力。”他还亲自下到哈尔滨被服厂蹲点调研指导，并从一个车间算到全厂，从一个工厂算到所有工厂。在他估算着2个月内应该可以完成70万套冬装任务而感到欣慰时，却接到军区急电：“冬季战斗任务很繁重，追加新冬装30万套，时间不变，政治任务”，杨至成二话没说表示“服从命令”。可是，没过几天，军区又再次下达“追加20万套，时间不变”的命令。杨至成还是拍着胸脯表示“坚决完成任务”。随后，他立马来到工厂一线督战，了解实际情况，解决实际困难，调动工人积极性，仅哈尔滨的一个工厂一天就生产了一万多套冬装。

由于杨至成组织有力、调度科学，120万套新冬装生产任务在辽沈战役前夕就提前完成了。全体指战员都能领取到一套里外三新的合体保暖冬装，为辽沈、淮海、平津等重大战役提供了坚实的军需保障，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罗荣桓等首长纷纷给予好评：“东野冬装好！”

广纳名医建医院：

开创军工医疗的专业化新局

1949年6月，杨至成率领军需生产部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进驻中原重镇武汉。以汉口为中心的中南地区军需工厂比东北的更多更大，军队人数更多，这么多军人、老人、小孩等的看病就医的问题就又摆在了杨至成的面前。杨至成立即把时任中南军区卫生处长王勃东找来，要求“在武汉建一个比较好的职工医院”，并指示他立即着手，“从现在就开始上任，先从建院抓起”。随后，杨至成带着王勃东，从汉口到汉阳、从汉阳到武昌来回比选，反复研究，最后把医院院址确定在硚口区。

医院门诊部大楼盖好后，王院长向杨至成提出，“门诊要接诊病人，没有医生和护士怎么办？”杨至成宽慰他说，“放心吧，我们不但要有医生，而且要有名医！”

名医，并不好找。杨至成找到时任中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孙仪之，好说歹说要了一名外科名医和一名内科名医。外科名医是号称“一把刀”的日本人本田，为了让医院能接受这个日本医生，杨至成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杨至成敢于大胆用人，让本田非常感动，他主动招揽了多名日本同行，为医院的外科诊疗撑起了骨架。内科名医则聘请的是毕业于医科大学、曾担任国民党军队医院副教授的孟道生。他被党的政策和杨至成的真情所感化，欣然答应并积极推荐自己的妻子、同事、部下、学生等20余人，让医院的医疗技术力量达到需求。

为了让医生护士们稳定地工作，杨至成还打破不领取工资的供给制惯例，实行工分制，开高工资。明确规定，主任医生出满勤且工作无差错事故，每天记10分，每月为300分，每分计0.25元左右，每月公布一次。例如，孟道生主任医师，每月出满勤可领取工资70元左右，其他医生视技术和职务高低相对减少，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工资待遇。

这批稳定的名医队伍，为军工医疗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医院的设立和平稳运行彰显了杨至成在人才制度设计上的先进性和开创性。杨至成在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岗位上，以其高超的智慧和不懈的努力建设中南大后方，为抗美援朝和支援剿匪战斗的物资保障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后勤为一切军事行动提供着不可或缺的物资保障，是维系战争运转的中心工作，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杨至成作为中国军队后勤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即使到了晚年还积极参与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为我国军队后勤工作和后勤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评价他：“戎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战斗在后勤工作的岗位上，是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作者单位：三穗县政协办公室）

杨至成将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