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儒曾廉与《牂柯客谈》

□姜秀波

民国总理熊希龄的老师、《大清会典》的编纂者之一、晚清名儒曾廉，清末之际曾经隐居在“黔之东鄙”（今黎平、锦屏一带）长达数年，期间完成了贵州地方史考证文集《牂柯客谈》的撰写，为今天研究贵州地方史及少数民族古代史留存下重要参考文献。

晚清名儒的“两面性”

曾廉（1856-1928），字伯隅，号非斋、㼖庵，湖南宝庆邵阳县（今湖南邵东市汪塘乡牛山村）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翌年会试后，任国子监助教，参与编修《大清会典》，为大学士徐桐赏识。“庚子之变”期间，“以知府参督师李公幕”（见《?庵集序》），后获授陕西补用知府，寻“以劳迁道员”留省，后被革职。

曾廉是清末顽固保守派，极力反对变法革新。

中举前，居乡期间，时雀塘铺（今新邵县境内）人樊锥在邵阳组织“南学会”反旧教，倡新学，曾廉于邵阳学宫会集群儒斥樊锥“倡邪说，背圣教”，将其驱逐出邵阳。中举后，会试落第、宦京期间，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曾廉则上书清廷，指责康有为、梁启超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

宣统二年（1910），曾廉隐归，重返故乡，主持杨塘书院达十六年之久。其时已废科举，兴学堂，但曾廉仍力倡旧学，尚孔孟之道，以“仁学”自勉。

是故，民国湖南文史专家李柏荣在《记曾廉事》中曾论曰，“吾邵治学能取进士者，以曾廉为最迂”。对曾廉“竟不知时务”，后人莫不惋惜。

但同时，面对外国列强入侵，曾廉也曾是坚定的主战派。

早在“庚子之变”，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师败”（清军落败），曾廉“沉河不死”，即“仓皇”西逃。待1901年慈禧太后“‘回銮之议’起”，曾廉“以为此兴亡所关，不可不力争，遂上疏极谏”，然而，等来的却是“不听”（见《?庵集序》）。

曾廉曾上书言战，为“乘舆既东用争者”忌恨，待《辛丑条约》签订后，即“恶其始终立异，因诬以罪”（见《?庵集序》），最终“着革职，永不叙用”（见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续录》）。

对“乘舆既东用争者”的“诬以罪”，曾廉积愤难平，却无力抗争，选择归隐他乡。

尽管仕途不尽如意，宦海覆舟，但曾廉却阴差阳错地“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得以著述等身，有《?庵集》《?庵续集》《元书》《元史考订》《禹贡九州今地考》《牂牁客谈》等文集传世，又培养出了民国总理熊希龄等一批国之栋梁。

其一生忧国忧时，颇具家国情怀、历史情怀和文化情怀。

梅屏山麓的“掘阅堂主”

清末之际，风云变幻。曾廉因上言主战、力主抵御外辱，被清廷革职查办，后携子逃遁至贵州黎平、锦屏一带，筑室于黎平、锦屏之南的梅屏山麓，隐居授学著述数年，直到宣统二年（1910）方才返乡。

对隐居黔东事略，光绪三十二年（1906），曾廉在其所撰《牂柯客谈自序》中仅有寥寥数语：“余寓居于黎平、锦屏之南梅屏山下……” 

而曾氏人撰于宣统二年（1910）冬的《?庵集序》则述之甚详：

……与知交别于沙洋，独携其子，□踰洞庭而南徏，步数千里，止于黔之东鄙，变姓名，授徒自给，而名其园曰“掘阅堂”，日有枢，而各为之文以寄意，泊然若不知身世之何属者。然于天下事，或有所闻，未尝不苍茫感喟，歌哭无端，以抒其忧愤，而亦往往汎滥于庄周、列御寇之闲，为恢诡离奇不可端倪之说，盖其辞溯而其旨愈深矣！

籍此可知，曾廉改换姓名后，携子长期寓居于梅屏山麓，以“授徒”为生计，然终“位卑未敢忘忧国”。期间，“日有枢，而各为之文以寄意”，著述颇丰。

宦海浮沉，矢志不渝。可以说，经历国殇期间“沉河不死”，以及被“诬以罪”之后，曾廉在忧愤中以史学建树成就于“黔之东鄙”的梅屏山。

湘黔交界地带的梅屏山，今已无可考。但据曾廉所述，可以确定该山在“黎平、锦屏之南”，亦即今之黔东南。而其园“掘阅堂”，以及其所授生徒，今亦渺无可考。

作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掘阅堂堂主，曾廉的诗词，有相当造诣，亦可见其斯时心境和情怀。兹录其《摸鱼儿·咏事》：

艳阳天，小桃开了，碧栏干外有凛。芳汀回看，鸳鸯伴，妒杀鹤寒鸿?。

人早审。萼绿去，人閒那得神仙品。香凝燕寝。是再世情缘，三生福分，莫认旅窗枕。

闺房事，谁道鸣鸠醉椹。频年犹未能稔。妆台宝镜分明是，忽忽积尘如恁。君不尤。从古昔，机丝萋斐空成锦。谗人太甚。只瑟怨琴凄，同埋玉树，残魄恨犹饮。

这首词，通过春日景色、闺房情景等诸多意象，抒发了曾廉在宦途际遇、命运等方面的失意孤独和哀怨无奈，以及对谗言诋毁的愤恨和对未来的向往等复杂情感，足见隐居期间其心中难以抑制、无法言表的忧郁和愤懑。

恢诡离奇不可端倪之说

以《?庵集》《?庵续集》，称曾廉为词人、文学家，可也；以《元书》《元史考订》，称其为元史学者，可也；而以《禹贡九州今地考》《牂牁客谈》，称其为地方史学者，亦可。

曾廉居黔期间所著《牂柯客谈》，全书计二百三十多页，共分七卷。

其卷一为“表格”，卷二为“地图”，卷三为“总论”，卷四为“水道”，卷五、卷六为“地形”，卷七为“故事”，对贵州古地、古江、古族，又夜郎、牂柯、西南蕃、牂柯蛮，以及谢氏、赵氏、龙氏、宋氏等的来历和今地今族等，均有所考证。

《牂柯客谈》中，图、表、文等诸体例完备，有引有据，有考有述，兼收并蓄，断非虚妄的“率尔操觚”之作。

实际上，如此成体系地对牂柯历史全面、综合的考证，在晚清民国学术界并不多见。

《牂柯客谈》系清光绪年间刻本（《邵阳曾氏三种》刻本），现今存馆藏文本。

“余尝考历朝诸志，而后叹汉唐人之识之精确，而明人为最荒也。”在遍考历朝诸志关乎牂柯的前人考辨之后，曾廉认为，对牂柯历史的考据，汉代、唐代的学者见识精确，而明代学者的见识则最为荒疏。

在京师任国子监助教期间，曾廉曾参与编修《大清会典》，有条件和机会接触到历代各地志书。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余尝考历朝诸志”，这为他后来撰写《牂柯客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廉对“牂柯史”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换言之，其所著《牂柯客谈》，系站在文献学、考据学的基础之上，通过严谨论证而成，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民国二十七年（1938），拓泽忠修、周恭寿纂的《麻江县志》，就曾关注到《牂柯客谈》，内中有“近人曾廉作《牂柯客谈》，曾定都江为康谷水”之言。

也就是说，民国期间的贵州学者在编纂地方志时，曾兼考过《牂柯客谈》。

其辞溯而其旨愈深

曾廉虽因恪守旧学观念被时人诟病“迂腐”，其在宦途中坚持守旧的主张也被指“不知时务”，但这种时代认知的局限性，并未掩盖他在学术领域深耕细作所取得的斐然成就。

曾廉认为，其所寓居的“黎平、锦屏之南梅屏山”之下，“盖汉之镡城地，属诸武陵，未尝隶牂柯也”。籍此，曾廉论曰“然今称贵州全境皆曰牂柯，不复知其东境之为武陵也。”

其进一步论述，得出“而汉之牂柯，西境则至于今云南之东，与今之以贵州全境名牂柯者，皆不合”的结论。也就是说，曾廉认为汉之牂柯，其东境至今黔东止。而今黔东之一部分（黎平、锦屏一带），则应为武陵境。

换言之，曾廉认为梅屏山所在的黎平、锦屏一带，为古之武陵，今之牂柯。

一言以蔽之，即曾廉否定了“今称贵州全境皆曰牂柯”之说。当然，其所言“今”，指的是其著书时的清末年间。

是故，曾廉在自序中有言，“余书称《牂柯客谈》者，合古今而为名也。”

《?庵集序》的作者论曾廉居黔期间所著“恢诡离奇不可端倪之说”，实际上“其辞溯而其旨愈深”。斯言诚哉！

实际上，曾廉在经史考据、文献校勘等方面的力道，以及建立在遍读“历朝诸志”基础上的独到见解，都展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成果，时至今日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漫长的岁月剥蚀中，曾廉当年所考见的部分古籍史料已经散佚无传，故《牂柯客谈》的部分“引”和“据”，在今天已属难得一见。或可以说，其无意中填补了文献史料中关于牂柯记载的一些缺漏和空白，对厘清黔境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多有补益。

目前，《牂柯客谈》尚未见点校本面世。曾进入贵州学界视野，后长期被“束之高阁”的《牂柯客谈》，将会给贵州地方史及少数民族古代史研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值得期待。

曾廉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