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熊庆来传》笔记

□龙志毅

　　为了离休生活的多彩，我将书架上未读过的书翻出来阅读。其中有名人传记两册，一册是有关曾泽生将军的，那些事早有所闻，何况当时代表解放军潜入长春策划起义的刘浩是我的亲戚，其中许多细节都已知晓。另一册是《熊庆来传》，读后大有收获。

　　众所周知熊庆来解放前是云南大学校长，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我国有名的数学家。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为国家发现和培养人才的诸多事迹;他在任云大校长的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就更少人知晓了。这本传记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说起来我与熊校长颇有缘分，我曾经在他那位于会泽院东侧的小楼里办过工，开过会。云大学生自治会曾几起几落，云南起义之际，基于形势的需要，又紧急恢复。当时的形势已不容许选举，便由各系指派一人参加组成。可想而知，所指派者不是地下党员(少数)，便是民青成员，至少是可靠的积极分子，由于党未公开，党和民青的组织关系留在系里。大家心照不宣，和谐相处，它是地下党直接控制的“公开组织”，无论昆明保卫战时期或之后的迎军时期，根据地下党的指导，在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自治会的成员会依据形势需要，经常有人往校外调，调走的是哪一系的便由该系另派人参加。大约在昆明保卫战之际我所在的法律系派去参加学生自治会的曾X调作他用，“组织”上决定我去顶替他担任宣传总干事。从此，我便到会泽院东侧熊校长的小楼工作去了。连当时最先进的“自动电话”也是在那里学会的。

　　这是一幢公房，也是空房。校长于1949年6月应联合国文教科学组织之邀，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去了。偶遇山乡巨变，大陆已“换了人间”。便滞留巴黎未归，其家属也已搬走。对这件事怎么看，当时没听到有人议论。我个人的看法则是担忧与观察。

　　读了这本传记，始知这位从云南弥勒县息宰村走出来的学者，几经坎坷和奋斗，考上赴法公费生。回国后又经过许多历程和坎坷，走上了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岗位。但他始终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他的学生中，著名者有陈省身，以及严济慈、赵九章、赵忠尧、钱伟长、钱三强、杨乐、张广厚等等，曾震动一时的是他对大科学家华罗庚的发现和破格提拔。当时国际数学界有一个难题，即：用四则及根号运算方法解代数的五次方程式。早在1816年国际大数学家阿贝尔就证明其不可解，并列入了正式的教科书，成为一经典之论。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有一个位大数学家苏家驹研究了这一问题后，写出了《代数五次方程式之解法》，发表于上海《学艺》杂志。苏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数学界的惊喜。出自大数学家之文章，谁还能有异议，一时成了思维定式，共庆一个堡垒被攻破了。也有少数水平较高的智者有所怀疑，熊便是其中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来得及反驳。恰在此时，熊庆来发现有一篇反驳苏氏文章作者为华罗庚。熊庆来反复拜读之余十分肯定。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寻找到这位初中毕业，在家帮助父亲做小生意(卖草鞋等)的“失业青年”。爱才若渴的熊庆来经过多方努力，将华罗庚破格提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图书馆的助理员。他的评论是：华罗庚这篇论文很有智慧和勇气，推导正确，逻辑严密，阐述得当，文字精炼。从此华罗庚走上了有固定收入和继续研究的道路。

　　今天来看，在苏的文章已成为数学界思维定式的情况下，华罗庚奋笔反驳是很有胆识和胆量的。

　　1937年，正当熊庆来学术有成，赞声四起之时，忽然接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聘书，聘他为由东陆大学改建为省立云南大学的校长。在此之前，熊庆来曾为东陆大学尽过微力。他抱着服务桑梓的情怀，答应受聘，并提出增加学校经费，争取改为国立，省政府不干预大学教务、人事、行政等条件。龙云思贤若渴，都一一接受并坚持执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和龙云应当说是配合是好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迁来昆明后，他趁机招聘了一批教学人才，如楚图南、吴晗、费孝通、刘文典、赵宗尧等等，并将西南联大一批有名的教授聘为云大兼职教授，经过他的争取实现了国立大学的计划，学校的规模逐步扩大。

　　当然了，云大既为“国立”，便少不了与国民党中央，特别是其教育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熊庆来曾按规定参加国民党，因为他崇拜孙中山，也可以说有自愿的因素。另外，他也曾按照要求，“当选”过“国大代表”。但他对政治毫无兴趣，一心一意扑在云大的教学和建设上。是昆明当时的特殊环境，使他“关门教学”的意愿暂时遂愿。当时主持省政府的龙云，态度开明，自己秘密加入民盟，还在中共代表华岗的协助下，设有与延安直通的电台。处处与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抗衡，使昆明在那几年间成为民主堡垒。抗战一结束，蒋便对龙云下手。通过嫡系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和邱清泉控制的第五军包围五华山，激战三日，迫使龙云去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虚职。派出其亲信、党棍李宗黄回滇任民政厅厅长，代省主席(宣称在卢汉未到职前)，实则计划待此时正统军于越南受降的卢汉完成受降任务后，便一锅端到东北剿共，让李宗黄名副其实的成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与此同时，任命同样的亲信，关麟征为警备司令。从此昆明的有利环境消失了。11月25日，四院校学生自治会欲借云大至公堂，举行时事报告会。李宗黄亲自到云大下令熊庆来不准借，还在至公堂内，堆放了许多木材，并贴出禁止集会的通知。这个会后来改在联大草坪举行，李、关二人又派军警包围，鸣枪放炮以威胁。并派中统特务查宗潘冒充老百姓到会捣乱。第二天中央日报竟然发出“西郊匪警，昨夜枪声”的污蔑报道，遂爆发了“一二一”震惊中外的惨案。当局眼看局势难以收拾，不得不临时将卢汉调回任职，以收民心。“一二一”事件发生后，打破了他关门教学的主张。熊庆来对这种军警特务公然闯进学校抓人杀人的行为十分愤怒，曾和联大的梅贻琦于12月24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一二一”运动真相。

　　自“一二一”运动之后，昆明的大学和高中学生中多数人逐渐成了形成了一个共识：延安代表光明，重庆代表黑暗和腐败。接连而来的抗暴运动和助学运动等，昆明的大多数大中学都积极地参加了，尤其是1946年发生的李闻惨案，对熊震动很大，此时的熊庆来已由不关心政治到同情学生，并站在学生一边。助学运动中，英专、师院附中等的教师和学生有人被抓，11月16日，云大学生何丽芳在街头被抓。熊庆来与500多名同学一起到国民党警察三分局要人，斗争坚持到次日凌晨三时，直到弄清何丽芳等人确实未在三局，大家才返校。这时的云南政局是：国民党出于无奈，将党棍李宗黄调回，关麟征已被免职，由霍奎章代替，实则换汤不换药。卢汉虽被调回任省主席，但滇军全部由海路运往东北剿共。11月17日，当局给了云大一份有31人的黑名单。熊庆来借口卢汉初任省主席时，答应学生犯事，走法律道路为由，命训导处以布告形式贴出名为要他们去法院报到，实则以这种方式提醒这些学生，使他们得以迅速转移。31人中的杨守笃，蒋永樽，冯景行，李长茂等，后来都成了边纵支队(师)以上干部，等于是另一种方式，为革命保存了和保护了一批人才。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的云大，已成为拥有五院十八系一附属医院的正规综合大学。

　　解放后的50年代初期，熊庆来滞法未归，正如前面所说成了难猜之谜，教职员和学生中，谁也不谈这件事，至少我没有听到。真相是身处巴黎的熊庆来，在1951年初，突发脑溢血已致半身不遂。经国外师友资助，得以住院和康复。出院后练习用左手写字，继续坚持研究工作。曾发表《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一书，此书列为法国数学丛书之一。

　　但久留异国，殊觉无甚意义，正当此时，他接到大弟子，时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的劝归信。“前在昆明拜谒师母，彼亦无时无刻不盼我师早归。祖国青年学子的喁喁盼望，更不待言。与瑞士姑娘结婚的二子秉明，也写给父亲殷殷劝归的长信。其中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阳明皆贤士，而遭贬谪，时或有人耻之，今人言及未认为耻也。孔子圣人亦不免于毁谤，是德存乎内心，外在之尺度不足以衡量，外来之讥谤，更不足以毁伤。”钱伟长、吴有训、刘仙洲、竺可桢等老友，因公赴法时都曾登门拜望，畅谈祖国建设，劝其早归。这些，都使他对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思想开始动摇了，尤其是国家高层领导的关心，是熊庆来终于回归的关键。1955年周总理视察云大时，曾高度肯定熊庆来培养出华罗庚等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应受到尊重。楚图南在回忆文章中也引总理的话说：“可以同乡、同事、朋友的关系多和他联系，消除他对新中国疑虑。”1957年3月21日，楚图南收到熊庆来用左手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虽病废，亦颇愿以尚有之力贡献国家人民。现已定于下月启程返国，握叙之日不远矣!”他终于冲破思想上的种种羁绊，毅然作出东归的决定。

　　为了让熊庆来回国后便享受家庭温暖的生活，经过组织的精心安排，他的夫人姜菊缘和儿子秉衡，提前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关村为熊庆来准备的101楼。姜菊缘是熊庆来少时在家乡的结发夫妻，堪称贤妻良母。与熊庆来东奔西走，相夫教子，甘苦与共一辈子。

　　回国的七年，熊庆来首先被安排为科学院一级研究员。半身不遂的他，行动是迟缓的，但内心却是激动而又感恩的。在这七年间，他每天坚持看书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别人20分钟就可以做到的事，他需要两三倍功夫。一篇论文往往要修改三、五遍以上。回国后他的主要事迹有：第一是继续为祖国培养了人才，杨乐、张广厚以及贵州大学的谭鑫等人就是在这段时间受其影响培养出来的。二是发表了20多篇论文。其中三篇是应外国刊物之约而写的，可谓晚年的丰收。后来在本职之外，他又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除参与各种和活动，还被政协先后安排夫妻二人到青岛和边境城市海拉尔度假。又在政协礼堂为他举行了70大寿。中科院的张劲夫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及华罗庚、严济慈、楚图南、周培源、钱三强等60余位老友，齐聚一堂，为古稀老人祝寿。有一次，他和夫人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会，十七年没有来过江南了，他激动的写了一首诗，开头几句是：船行至江南，欣看海天碧。名邑今重游，沧桑惊奇迹。后来又写了《回到祖国的七年》等发表在对外宣传的中国新闻上，使海外华人更多的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也是他的一大贡献。

　　“文革”开始后，熊庆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熊、华(罗庚)黑线，接受批判。十二年云大工作被彻底否定，学术累累成果被践踏。“文革”中的那些事，如今40以上的人皆不会忘记，本可不赘述。但残疾之身的熊庆来所付出的代价，比别人要多出几倍。上台接受批斗时，只能由妻子搀扶着站立。连华罗庚也放下自尊，向造反派说，我虽残疾，毕竟年轻一些，请给熊先生一个位子。

　　在“七斗八斗”中，他自觉的“自我否定”，乃至到了这样的程度，“不应该有自己的存在”。这种自我否定的过程是痛苦的，也是真诚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终于在1969年2月走完了人生七十六年的艰苦岁月。谁说“文革”无力?它竟然将一个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改变到如此地步!

　　如今那栋小楼依然屹立在翠湖之滨、商山之顶，会泽院之侧。据说后来曾经同为云大校长的李广田住过。也是因为受不了“文革”的折磨，跳了莲花池。一位数学大师，一位文学大师，殊途同归。从此，小楼又空着，换上熊、李旧居的牌子供后人瞻仰。但似乎淡忘了一件事：在那云南起义之后，国民党两个军反扑昆明的日子里，也曾经是学生自治会所在地。2008年以后我没有再去过昆明，近几年是否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