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田秋“两疏”为贵州始开科场

□胡启涌

　　在明朝中期以前，贵州文教在全国处于靠末。仅举书院一例，在赵宋时期贵州才有一所书院，元代也只有几所官学。到明清时期，贵州则人才大爆发，呈现了600进士7000举人的蔚然大观。很明显的能看出，贵州文教的凋盛之界是明代中期，而将贵州文教由凋至盛的关键人物则是思南县人田秋。

　　明代中期以前贵州未设乡试科场

　　在明代中期以前的全国13个行省中，唯有贵州没设乡试考场，黔地士子考举人，只得跋山涉水，步行上千里到邻省参加科场考试。交通的不便，埋没了不少黔地人才。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始建行省，但科举现象依旧原地踏步，未曾改变。明弘治七年(1494年)，贵州巡抚邓廷瓒经营贵州，便力主教育，向朝廷递请奏折，拟在黔地开科取士，以促进黔地发展。但明朝廷则回答：“贵州人才未盛，旧制未可轻改”。这一“圣言”让后来主牢贵州的巡抚们，再未上书朝廷议黔地教育改革一事，让贵州设科举考场的梦想痛苦地“窒息”了120多年。

　　为什么明朝廷不在贵州开科取士呢?专家刘学洙、史继忠在《历史的理性思维——大视角看贵州十八题》一书中分析透辟：“这(指贵州未乡试考场一事)反映，明王朝重教化贵州少数民族以求安边，但并不指望贵州人才辈出并参加到国家统治层分享一份政治资源”。“(明朝)中央看不起贵州这个边远落后的地区，是强势中心主流圈对弱势边区的一种歧视思想。”对于建省不久的贵州，当时的明朝廷主要趋于军事统治，不重视教化治民，这使贵州教育在当时无奈地处在一个尴尬地位。

　　思南人田秋的两本奏疏开启贵州乡试科场

　　怎样才能让贵州走出文教历史的冷宫，改变尴尬处境;怎样才能让贵州拥有自己的科考园地，使黔地才俊走出大山。在这关键时刻，历史让思南人田秋上场。

　　田秋，字汝力，号西麓，明弘治七年(1494年)出生于贵州思南府水德江司(今德江县)。正德五年(1510年)，田秋考中举人。四年后田秋赴京，参加礼部会试，赐甲戌科(1514年)同进士出身，时年二十岁。嘉靖元年(1522)，田秋出任福建省延平府推官。六年(1527年)调任直肃河间府推官。嘉靖七年(1528年)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五月，田秋先后任授京城户部给事中、礼部左给事中、史科左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在任给事中的八年中，田秋敢言直谏，是当时朝中陈述意见、有所倡议最多的大臣。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田秋升至福建布政司右参政,后又升任四川按察使、广东左布政使。晚年田秋告老归乡，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病逝故里，享年60岁。田秋深知贵州文教落后之苦，由于贵州当时没有设立贡院，每年乡试总是依附云南和湖广，黔地士人知学而无所施的历史问题引起了田秋的深深思考。

　　嘉靖九年(1530年)，“给事中”思南县人田秋，给皇帝上了一道《请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提出“国家取士，两京(北京、南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田秋在奏疏中饱含感情地写道：“贵州至云南相距且二千余里，如思南、永宁等府至云南，且有三四千里者。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侵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中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貌岸然者。至于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贵州远离朝廷，在朝廷又无政治资源利用，没有“靠山”为贵州说话。针对这现象田秋进行了分析：“科之不开，病于钱粮之少，臣以为不然。”田秋还指出：虽然贵州没设科场，但是每年的“举人牌坊之费”等开支还是由贵州出钱。在贵州设科乡试不过只多花“三场供给试官聘礼，”关于怎样弥补这笔“多余”开支，田秋在奏疏中进一步的阐述：“镇远、永宁等税课司，思南府的棉花税”收入就够了。奏疏中田秋满怀恳求地冀望中央准许在贵州单独开科，并请求增加贵州举人录取名额，“以风励远人，使知激劝”，鼓励僻远的贵州士人奋力进取。田秋此疏文引起了嘉靖皇帝的重视，当即准奏。

　　嘉靖十年(1531年)，田秋鉴于“贵州一省制度草创，止有府学而州县尚无”的现状，痛感“百年以来，休养生态平息之余，似乎富而未教，一方山川之秀，诚为郁而未舒”，黔中士人“拭目以观文教之兴”，“皆有遣子入学”的强烈愿望。于是再奏一疏《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疏中田秋写道务川：“务川为黔南古邑，擅砂场之利，有鱼稻之饶，商业辐辏，民庶笃实，士生其间者类多向学，而登科第者往往而有，只以离府五里册行，就学不便，是以闾阎俊秀者虽不乏人，而奋庸致辞身终于无路，臣愚以为务川县宜立县学一区。”写安顺时则道：“安顺州设有普定卫，其地上通云南，下接湖贵，实西南都会之所，号为多才，而该州亦未有学。臣愚以为安顺州亦宜建学一区”。说道印江：“印江离府虽无百里之程，而有三江之隔，夏秋盛涨未免病涉，且其邑多才，足以自成一学”。后来，务川、安顺、印江建立州学府学后，为全省各地的官学、府学、书院、私塾的兴起起到了引领作用。田秋两年两疏谈贵州乡试开科一事，都得到皇帝准奏，田氏壮举对贵州文教可谓是功当代利千秋之大事。

　　贵州乡试考场从搁置四年到七年后开设

　　田秋的“两疏”获奏后，但是嘉靖皇帝的亲批的“红头文件”也没得到及时落实。嘉靖十年(1531年)的贵州巡抚刘士元，嘉靖十一年(1532年)的贵州巡抚徐问皆忙于平乱和稳定夷地，无暇顾及在黔省开设乡试一事。使此事一直被搁置到四年后的嘉靖十三年(1534年)，才在接任贵州巡抚王杏的任内得以解决。

　　王杏，浙江省奉化人氏，嘉靖十三年(1534年)接任贵州巡抚。他上任后,即把搁置四年贵州开科取士一事再次上疏朝廷:“贵州自建省设学校养士以来，历百五十来年，文教茂往昔十倍。诸生就试云南，苦于道路。今于贵州城内西南隅择地可以营建贡院。计所需白金二千四百余两，检藩库羡银可办。”《贵州通志.宦迹志》中对王杏说干就干的精神多有记述，他花了三年的时间，终于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把在贵州开科行试的事落地了，才真正和全国其他十二个行省平起平坐，拥有了自己的乡试科场。

　　贵州建成乡试科场时，已距明开国有169年，距建省已有124年，明代只存有276年，可惜贵州建成乡试科场时，历史留给大明王朝的时间只有107年了。但是，贵州建院虽晚，但大有后发赶超之势，贵州自嘉靖十六年(1537年)开科行试后，在明景泰年间、成化年间，举人名额皆呈上升势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贵州巡抚又为贵州争取了5名举人名额，到崇祯年间，贵州乡试科举名额竟达40名。在明清两代，贵州籍士人出任六部正副职及省级封疆大吏者，都有数十人之多。

　　贵州开闱乡试后的蔚然大观

　　自田秋“两疏”使贵州开闱乡试后，意义重大，教风顿兴，黔籍士子纷纷求学应试，争题龙榜。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开闱，就录取了25名举人，之后“逐科增多，最多时仅达40多名，这个数字比开科以前最高数额增加了一倍，极大地鼓动了贵州士人学子。

　　从此，黔籍俊才纷纷登场：清平卫(今凯里)的心学大师孙应鳌，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一生著有《淮海易谈》、《四书近语》、《督学文集》等名著。是晚明黔中王门心学大师，贵州开省以来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万历四年(1576)，孙应鳌还给皇帝讲授《尚书.周书》中的《无逸》章。清初的周渔璜，参加编纂《康熙字典》。安平县(今平坝)的陈法清代著名的治水专家，其所著《河干问答》一书，对治理黄河、淮河水患极有价值。长顺的但明论之批《聊斋》被学术界推崇，至今犹兴。邱禾是明朝贵州省进入翰林院的第一人。贵阳的周钟瑄，在开发台湾中多有建树。贵阳杨龙友之画与董其昌齐名，诗则公认为“崇祯八大诗家”之一。贵阳谢三秀之诗名响中原，为“天末才子”。独山莫与俦、江苏章为明代响当当的学者。郑珍、莫友芝、黎恂、黎庶昌等一批学者，开启了“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的神话。织金丁宝桢曾任山东、四川总督，是洋务运动的重量级人物。贵阳李端棻官至礼部尚书，支持康梁维新变法，为今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贵阳才华横溢的姚华，贵阳籍文状元赵以炯和麻江的夏同和，还有贵阳籍武状元曹维城。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很长一串。

　　据张羽琼先生《贵州古代教育史》载：“贵州建省以前，全省只有官学不到10所，建省后猛增40多所，至明代末年共建有府州县卫学约有60多所，其中司学有8所，府学有13所，县学有11所，州学有4所，卫学有24所。”所以，明代中期是贵州古代教育蓬勃兴起的转折期，而田秋之“两疏”无疑是明代中期是贵州古代教育蓬勃兴起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