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思南精神的家园——中和山

——初探优先发展教育使思南成为明朝黔东重镇的史料(二)

□梁茂林

　　(续接上期)除军屯外，明朝又采取调派方式，有组织地将大批普通民户移入贵州，开展“民屯”，作为稳固对贵州实行统治和开发的支柱。《明史·食货志》曰，“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从者为民屯，皆敛之有司”。民屯之户称为“民户”。明代移居贵州的民户可分为六类：一是人多地少的内地农民，由政府安排集体迁来地广人稀的贵州屯种，即民间称为“调北镇南”而来的汉人。二是灾荒年，邻省人民逃难入黔谋生者。如《思南府志》载：“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内就食。正德六年，流民入境数多”。三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有的流入贵州渐渐定居。陈友谅弟陈友德兵败鄱阳湖，携亲眷逃居水东，其三子陈明、陈意、陈志落籍水西。明玉珍其子明升降明后，子孙部分散落于黔北。四是落籍于此的各地商贩。卫所的建立、流官府州县的设置，以及驿道的开通，便利于邻省商贩入黔贸易。《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谓：镇远府“辰沅以此为上游，云贵以此为门户，商贾辐辏，物货富饶，亦徼外一都会也”，其中不少商贩日久渐落籍于黔。五是从内地逃亡而来的“罪犯”，即嘉靖《思南府志》所谓的“四方流冗亡赖匿命此焉”之类。六是被流放充军之人，即《嘉靖贵州通志》卷一所载的“江右川湖贩商流从罢役逃”者中的“流从”和“罢役”。

　　明初植入贵州的移民多是四川和江南人，《嘉靖贵州通志》曰：“蜀中江左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嘉靖贵州通志》卷3)这批移民的汉民，大部分居住在城镇交通沿线，借助卫所及官府的庇护，其余则散布在各地农村。明末万历年间，贵州布政司所辖各府、州、县、司、卫、所汉民丁口共有二十五万余，贵州全省(其时，遵义府尚属四川，红水河北岸及荔波县尚属广西，天柱千户所尚属湖广)共有军户72273户，261869丁;民户66654户，250420丁;军民户合计148957户，512289丁。此外，还有46440丁口充当官绅杂役。(《万历贵州通志》卷1)这65万余人均为汉族人口。原军户中十之七八逃离屯堡，隐匿于少数民族村寨的则早已不属于军户丁口的统计范围，所以实际数字还要更大。

　　明代移居贵州的汉族军民，人数众多，实力强大，以城镇、屯堡、村落等形式聚居，又有封建国家政权为依托，遂能以民族群体形式生存下来，繁衍开去，并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功能，使原来的“苗夷杂居”之地变为“苗汉杂居”之区。在有明一代，贵州人口的民族构成当中虽然少数民族人口总数比重仍大于汉族，处于“夷多汉少”的状况。便有些地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地理位置与社会环境，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减少，汉族人口急剧增多，出现“汉多夷少”的局面。如思南宣慰司出产朱砂水银，江西商贾宦游入籍者众;又因地邻四川，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内就食者络绎不绝，所以汉族人口多于少数民族，而且散布面宽，汉文化的传播亦相应深广，出现“夷僚渐被德化，俗效中华”(《大明一统志·贵州志》)的局面。甚至部分土著少数民族也被融进汉族，思南府、新贵县及大方、湄潭等地的仡佬族、苗族、土家族等多已“汉化”，“文教覃敷，民俗渐化……可方中州之盛”。(《思南府志》卷1)经过明代外省移民的植入，贵州地区的汉族已逐渐上升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作为西南汉族族群之一的“贵州人”已成雏形。

　　三、 建议加大对李渭“中和”思想的研究力度

　　从主观原因上讲，是思南有田秋、李渭等优秀教师群体。近些年来，研究田秋的论文、著述渐多，但对李渭的研究仍显得薄弱。因此，我省多名学者先后呼吁，建议加大对以李渭为代表的优秀教师群体的研究力度。

　　1997年，《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有贵州师院教授谭佛佑先生文《论黔中王门》，文中把李渭列为黔中王门的重要学者。谭先生说：

　　李渭于乡里建“为仁堂”以讲学，从学者一时云集思南，皆有所得。江西万安赖嘉谟随父至思南，首以师礼事之，学成乃去，后以进士起，仕至四川参政。另江西徐云从，曾从罗念庵游，闻渭讲学黔中，负笈远从。“尝谓荆川文人，念庵学人，皆不如渭之笃实。”嘉靖末，思南知府田稔于“为仁堂”故地建为仁书院，成为黔中又一阐明王学的基地，开黔东北一地之学风。清康熙时知府刘谦吉亲题“理学名儒”，贵州巡抚田雯题“周情孔思”额，后巡抚贺长龄又题“以友辅仁”额，可见李渭与为仁书院传播王学的深远影响。

　　黄万机、田原著，《黔山灵秀钟人杰——历代英才与贵州文化》，2003年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以《中朝理学名臣》为李渭列传。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万机先生评介了李渭的学术思想后说：

　　李渭去世后，耿楚侗为之题铭为“明好学君子之墓”。贵州巡抚向朝廷请建专祠获准，于思南府城建李渭祠，神宗皇帝特赐楹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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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元标谪戍都匀卫期间，曾前往清平和思南看望孙淮海、李同野两先生，切磋心学，对两先生道德文章倾心佩服。十几年后，泰和郭子章出任贵州巡抚，邹元标送行时，向子章讲述孙、李、马诸位黔中哲人，惜已作古，无缘识面。郭子章后来撰写《黔记》，特为三先生作传，纳入《理学类》中，结末论云：“王文成与龙场诸生问答，莫著其姓名，其闻而私淑者，则有孙淮海、李同野、马内江。读三家著述，真有朝闻夕死可之意，可以不愧龙场矣!”郭子章巡视思南府时，在中和山寺中见到李渭镌刻的“中和”二大字，及李渭所写《观音阁记》石碑，有感题诗于壁，追怀李同野先生。诗云：

　　山绕牂牁水满溪，德江深处穴鲸鲵。二田一夕万亡虏，五郡年前冀旧题。

　　文物依稀荆楚北，声华馥郁夜郎西。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

　　此诗概述田氏土司覆亡及建省以来“五郡”人文盛况，诗末以李渭媲美柳宗元(河东)、王羲之(会稽)，赞许之高，令人惊异。

　　贵州师范大学张教授张羽琼著，《贵州古代教育史》，2003年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以《好学君子李渭》为李渭立传说：

　　李渭的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思南府学记》《思南府学射圃记》及《务川县迁学记》等文章中。李渭发挥王阳明的心学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推广教化，让人们学做圣人。为此，李渭认为必须把‘尊孔孟，明道术’作为教育的‘根柢’，要求学生‘志孔孟所志，学孔孟所学’。李渭十分注意道德涵养，要求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养德’、‘笃行’。认为只要持之以恒，重视身心修养，就会成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人。李渭坚持我国古代儒家教育传统，把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放在教育工作的首位，批评重功利而轻修养的士林风气，在当时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李渭一生勤于治学，留下丰富著述。据(道光)《思南府续志》记载，有《先行录问答》3卷;《毋意篇》1卷;《大儒治规》3卷;《简寄》3卷;《杂著》1卷;《诗文》3卷;《家乘》12卷等，但多已散失。邹元标谪戍都匀时，“首访清平孙淮海、思南李同野，所至必称两先生，以示圣贤为必可学”。邹元标为李渭《先行录答问》作序，肯定了李渭“知行一体”、“学贵修行”的理念。万历年间，郭子章莅任贵州巡抚，以未能见到孙、李二人为憾。可见李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学术大师的注意。

　　著名理学家耿楚侗认为李渭之学虽由师友得之，但如果不是李渭好学发愤，其学问不可能到达如此境界。李渭去世后，耿楚侗为之题碑“明好学君子之墓”，并撰写墓志铭。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贵州巡抚薛继茂上奏朝廷，获准在思南府为李渭立专祠祭祀，神宗特地赐联：“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给李渭的道德文章以高度评价。

　　可见，《道光思南府续志》卷九，对李渭的评价是有依据的。该志载思南人肖重望(进士、曾任明朝左佥都御使)在《李先生祠记》一文中说：“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知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也。”

　　明代思南府优先发展教育，形成人才辈出的局面，是成为黔东重镇的前提和基础。

　　据张羽琼教授专证，终明一世，贵州共录取举人1759名(其中武举20名)，进士137名(其中武进士 32名)。(见《贵州古代教育史》)其中思南有82人中举。

　　《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200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据书中提供的数据，1537年开科前，思南府有20人中举;1537-1644年思南府有62人中举。附录举人名录：

　　1368-1537年前思南籍举人20人名录

　　宣德七年(1432)勾添祥/景泰元年(1450)张绅/景泰五年(1454)安康/天顺六年(1462)王纪/成化五年(1469)邹奭/成化八年(1472)田显宗/成化十六年(1480)石泉/成化二十年(1484)吴溥/成化二十三年(1487)周邦/弘治五年(1492)田谷/弘治十四年(1501)安孝忠/弘治十七年(1504)龚锐/正德六年(1511)吴孟晹/正德九年(1514)田秋、任相/嘉靖元年(1522)李廷嘉/嘉靖五年(1526)郑芹/嘉靖七年(1528)晏应魁/嘉靖十三年(1534)田时中、李渭/1537-1644年后思南籍举人62人名录/嘉靖十六年(1537)陈嘉兆/嘉靖十七年(1538)敖宗庆/嘉靖十九年(1540)田时龙/嘉靖二十年(1541)张庆辰、饶才/嘉靖二十三年(1544)罗国贤、张钦辰、符有光/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绍元、李资元/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调元/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守宗、任效廉/嘉靖三十三年(1553)安守曾、罗廷贤/嘉靖三十四年(1555)戴愈达、李占初/嘉靖三十八年(1559)饶孚/嘉靖四十年(1561)罗绣藻/嘉靖四十四年(1565)张治方/隆庆元年(1567)罗应台/万历元年(1573)张国栋/万历八年(1580)罗明贤、覃彦、敖淳、张汝翼/万历十一年(1583)田助国/万历十四年(1586)萧重望、李廷谦、罗万言/万历十七年(1589)田贡国、罗万品/万历二十三年(1595)张学诗/万历二十六年(1598)田报国/万历二十八年(1600)张文星/万历二十九年(1601)徐可大/万历三十二年(1604)冉崟、敖应征、黄榜、张祖庆/万历三十八年(1610)张灿、陆申/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廷诏、田景新、冉学洙、陈治道/天启二年(1622)田景猷、詹仲/天启七年(1627)敖时杰、罗瑷、张经曾/崇祯三年(1630)邹先鲁、郑泽民/崇祯七年(1634)田殷国/崇祯十年(1637)邹士聪、朱泽垓、黄际盛/崇祯十三年(1640)宋祚熙、冉学汇/崇祯十六年(1643)徐心箴、张心智、朱道盛

　　这份名单也说明思南明代优先发展教育出现的新局面。这些史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决策。

　　附录：思南李渭遗迹

　　中和山东道左李渭书“中和”石刻。旁石碑为清雍正翰林江南监察御使礼部郎中郭石渠撰写《中和山记》。

　　中和山观音阁玉皇楼外，因明嘉靖年间李渭曾在此讲学，清学政晏斯盛题有“中和书院”匾。道光年间邑侯郑冶亭改修扩建为中和书院。有李渭题联：“山色溪光羁客坐，花香鸟语寄诗怀。”明万历十年(1582)李渭撰有《观音阁记》镶于阁前右壁。万历十九年(1591)，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壁上题诗追怀李渭：“山绕牂牁水满溪，德江深处穴鲸鲵。二田一夕成亡虏，五郡年前冀旧题。文物依稀荆楚北，声华馥郁夜郎西。中和岭上人如在，洁比河东与会稽。”

　　在思南文庙内，有隆庆六年(1572)李渭撰《思南府学碑记》。

　　李渭墓建在河东万胜山，1969年被毁，现仍存遗址。

　　思南城西白虎岩朝阳洞有万历年间李渭题“不舍昼夜”摩崖。

　　思南城东万胜山原有李渭题刻“卧日眠云”，大字已毁，仅存小字。

　　思南城西小崖门左边原有点易洞，因李渭在此讲易而得名。

　　有关李渭的作品：《明史·艺文志·李渭著先行录》。《黔诗纪略》卷三，卷八。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李渭》。郭子章《黔记·参政李渭传》。耿楚侗为李渭撰写《墓志铭》。

　　四、初探“中和”思想的由来和传承

　　通俗讲中与和是指为人处世之道。中和思想主张多元的和谐、异质的协调与对立的消解，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和谐。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意识。《中庸》有表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译文：人们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还没有表露出来的时候，称为‘中';表露出来以后不偏不倚且有节制，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必须遵循的规律。达到‘中’和‘和’的境地，天地便各在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便各得其所而生长发育了。”

　　中和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六经之首的《易经》，从“作《易》者其有忧患”这句话看，《易经》是在忧患中产生，并教人如何渡过忧患的经典。其中“坎”、“困”两卦，专门是就危险与困难而设的。坎卦象征着危险，卦辞说“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困卦辞说“贞大人吉，以刚中也”。“以”即因为之意。因为“刚中”所以能“心亨”;因为“刚中”，所以能“贞人大吉”。“无欲则刚”，“刚”是由不自私自利而来的勇健之气。“不偏之谓中”，“中”是不偏于自己的好恶而坚持客观原则的大公精神。孔颖达对此的注解是：“刚则正直，所以为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若正而不大，未能济困。”不自私自利的人，内心正直，所以能守而不失其节(贞)，勇往直前。自私自利的人，平时偷惰取容，唯唯诺诺，一旦有变，便心虚胆怯，靠拢投降;这都与“刚”相反。据王弼的注解，坎卦的“刚”是“内刚而外顺”，“顺”是适应环境。这五个字含有最高的策略性和技术性在里面。相传孔子作《象辞》是概说一卦的意思。坎卦的《象辞》说：“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意思是说处于危险中的君子，虽然环境诡幻莫测，但自己要守住一个定盘星做自己所应当做的事，如狂涛骇浪之中的灯塔在海洋中总是屹立不倒，此即“常德性”。在危险中，因受环境的限制，不易有所作为;但“化民成俗”的教化教育工作，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去做的。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从政治上尽责，便应从教育上尽责。此即“习教事”。王弼注解说：“大乱未夷，教不可废。”在历史上的学者为延续民族的命脉所坚持的著书立说事例很多很多。困卦的《象辞》说：“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注曰：“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道可忘乎?”意思是说，困难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大家失掉了共同的理想目标，更不肯为此共同的理想目标去献出自己的力量。所以君子在困难之中，不畏难不苟安，一定会竭尽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致命)，以完成自己的志愿(遂志)，即王弼注解的“道”。以道为志，其志才能坚持。偷惰之私，见风使舵，决无能致命遂志之理。困卦象征着困难，一开头便是“困亨”。王弼注解为“困必通也。”接着说：“有言不信。”注解为“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言”和“口”指现在的宣传，一般人在困难之中，多喜欢向人们述说，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是宣传自己如何伟大，是如何的进步，以为这样便可以解决困难。因此，《卦辞》干脆指出，“有言不信”，在困难中作自我宣传，根本不能信。在困难中仅凭着一张嘴，这就是自欺欺人。自欺便忽视了实际努力，欺人必为人所揭穿，这会更陷于绝境的。此处的“尚口”和坎卦的“行有尚”，恰是相互对照。坎卦的“行有尚”，其反面的意思是不可只“尚口”。此处的“尚口乃穷”，其正面的意思是“行有尚”，即是“尚行”。这就是说在危险困难中，最主要的是“尚行”，即埋头苦干。二是《尚书》，尚书《洪范》篇的根本思想是大中贵和：该文第五条讲君王的法则：“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所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