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北京古城的保护者

□龙长启

　　说起对北京古城的保护，大家都会提起梁思成。解放军专访梁思成的故事至今仍是民间传颂的佳话。

　　1948年冬天，平津战役进行到了尾声，当时的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一天，一位解放军干部叩响了梁思成在清华园寓所的大门。来人说：“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梁思成喜出望外，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据说在西柏坡，这幅图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指挥所的墙壁上。毛泽东命令围城部队，一定要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北平后来和平解放，但梁思成先生为保护北京文物古迹的努力，必将铭刻于人类的文明史册。

　　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对北京古城的保护与我们贵州人有很大关系。第一，梁思成是贵州人的外甥。梁思成生母，即梁启超的正房夫人李蕙仙是贵州人李端棻的堂妹。梁思成之所以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也发端于另一个贵州人朱启钤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第二，在梁思成之前，更早对北京古城改造和保护的也是朱启钤。

　　梁思成(1901年-1972年)，广东新会人，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在《建筑五宗师》书中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1925年，25岁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生梁思成，收到父亲梁启超从国内寄来北宋匠人李诚撰写的《营造法式》一书，兴趣大增，有次走上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之路。1930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在那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而《营造法式》一书的发现者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正是朱启钤。

　　朱启钤(1872年-1964年)，贵州开州(开阳县)人。朱启钤幼孤家贫，受教于姨父瞿鸿机，励志攻读。1891年随姨父瞿鸿机(时奉督四川学政)赴川，以捐府经历试仕川省，曾供职盐务局。1895年保举知县，分发江苏试用。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1908年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1910年任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1912年起，曾出任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一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天津、上海。并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享年92岁，几乎长达一个世纪。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是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朱启钤亲自主持对北京城区的改造，为北京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15年朱启钤主持前门改造工程，改建正阳门，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南、北池子大街，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修筑环城铁路。把位于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的下层改为“新华门”，拆除内侧皇城墙，使大门直通西长安街，又在门内修建大影壁，至今这些建筑仍在发挥作用。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同时拆除天安门对面的千步廊，形成民国年间的天安门广场。对前门箭楼加以改建，形成今日前门箭楼的面貌。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了表示对朱的支持，还特制一把银镐，上锈“内务部朱总长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朱于开工典礼日即用此镐拆去旧城第一砖。后来朱一直珍藏着这把银镐。朱去世后由他的儿子朱海北先生将此把纪念银镐赠给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如今珍藏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朱启钤同时创办中国的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1946年与故宫博物馆合并)。朱启钤又争取到美国庚子退款20万元，在故宫咸安宫旧址新建了文物库房，这样，古物陈列所基本具备了后来的故宫博物院的雏形。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逐出故宫后，北京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理故宫资产并筹备成立博物院。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在故宫内廷展示北京故宫文物。1946年，国民政府将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合而为一，统称故宫博物院。

　　五十年代初，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总理特意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朱启钤发表了以下几点意见：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时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民国初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经朱启钤之手，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这些建议，除了“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一条，有关部门大多采纳了。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成为北京古城内建设的铁律。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集团在王府井大街修建东方广场，原计划拟建70余米高，因为这一条“铁律”，结果地面建筑只有5层。

　　朱启钤是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奠基人。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手抄本，便委托商务印书馆以石印本印行，同时又在北京刊行仿宋本。之后，又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1930年，朱启钤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他为学社请来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他还以其社会人脉，动员许多财界和政界人士加入学社，直接从经费上支持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

　　营造学社设文献组和法式组，朱启钤兼任文献组主任，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于1930年，1937年因北平沦陷而停办。其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书刊。朱启钤评价：“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营造学社是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设计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如果没有朱启钤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能否完成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编撰《中国建筑史》，成为建筑学一代宗师，那还在两可之间。

　　朱启钤一生建树颇多，将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开发北戴河疗养区，皆出自朱启钤。

　　中国古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中华民国建立后，改行公历，将公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农历元旦就此废除。为保持中华民族民俗传统，1914年1月，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向袁世凯呈递报告，请规定四时节令假期，“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只批准“春节”一项，同意春节例行放假。自此农历岁首元旦改称春节，沿用至今。现在端午节、中秋节也正式确定为法定假日。在欢度节日的时候，可别忘了首肇此议的朱启钤老先生。

　　朱启钤于1918年开始号召在北戴河避暑的中国上层人士，创办地方自治公益会，朱任会长。公益会开发北戴河疗养区，有效地控制了帝国主义分子企图霸占海滨的野心，限制了石领会、东山会等教会组织向西山一带的扩张，维护了国家尊严。

　　1937年底在日本侵略者操纵下，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资望不够，压不住阵，欲请朱启钤这样北洋时期的首脑人物出来捧场。因而对朱施展了种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但朱坚持不就伪职。由于朱一直不肯就范，于是敌伪对朱加紧迫害，先是派特务监视朱的住宅，朱仍未屈服，继之又以朱住的赵堂子胡同是警备地区，一般人不宜居住为由(因当时伪政府的头目之一王克敏住在朱的隔壁)，强行用低价征购了朱在赵堂子胡同的住宅，共有八组四合院和全套家具。朱被迫移居北总布胡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一直装病在家，始终未与日伪同流合污。

　　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朱启钤寓居上海。周恩来曾授意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章士钊写信给他，劝他留在大陆。1949年4月，朱启钤被推为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即派章文晋(朱的外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官)接他来京。到京不久，他便以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同其他常务董事共同努力，设法将公司跑到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集中于上海，支援新中国海运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朱启钤将珍藏的明代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他还先后将大量藏书分别捐给北京市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省图书馆。1952年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朱启钤继任董事长。1953年5月，朱启钤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1961年朱启钤90寿辰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全国政协为他主持了祝寿活动。

　　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三十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佩服周恩来。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到东四八条111号看望朱启钤。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周恩来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同辈了。”谈话时，朱启钤因耳聋经常打断周恩来的谈话，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托付周恩来：“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周恩来高声回答：“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朱启钤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