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农民诗人张翔

□蒋明理

　　2016年5月18日傍晚，我突然收到余庆县文联一位朋友的短信说：张翔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了，年仅50岁。噩耗传来，令我吃惊：他正当年富力强、才华横溢之际，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让我从心底里为他英年早逝感到悲伤和惋惜，并引起我对与他相交的一些往事的回忆。

　　我与张翔的交往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担任《青年时代》杂志负责人的时候开始的。那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文化觉醒、文人辈出推动文化的大繁荣。在这种大背景下，由共青团贵州省委主办的《青年时代》(月刊)杂志，紧跟时代脉搏、博采众长，立足贵州、面向全国，突出广大青年所需、所求、所盼的时代特点，经过杂志社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使刊物质量不断提高，其影响力逐步扩大，深受广大读书欢迎，当时的发行量由原来每期(月)8万册增到70多万册，居全省报刊发行量的第一位，在全国青年报刊中名列第3位，并被评为二十家“全国优秀期刊”之一。张翔作为一个不到20岁的农村青年，看到《青年时代》后，出于对诗歌创作和青年杂志的热爱，便开始向杂志编辑部投稿，并多次将诗稿直接寄给我。我感觉，他写的诗富有激情和新意，但显得有些幼嫩，甚至给人以朦胧之感。尽管如此，我还是叫编辑同志从他的来稿中选择几首加以修改后刊登出来了，以鼓励年轻人写诗的积极性。张翔看到他的诗被《青年时代》发表后，抑止不住内心的高兴，便给我写来了感谢信。我虽然工作很忙，仍然抽空用毛笔给他写了回信，其大意是既肯定他的创作热情，又建议他写诗要注意语言的简洁、精炼、干净，以及突出诗歌的时代特点，更希望他今后多学习、多实践，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写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此后，张翔不仅把我给他的回信珍藏起来，而且坚持按照我的建议去大胆实践、不懈创作多数年之后，他的诗作不仅质量明显提高，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至2015年底，他已在《山花》、《贵州日报》、《贵州政协报》、《散文诗世界队《黔北作家》等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诗作600多首(篇)，其中一些作品还多次获奖。他也由一个农民诗人成长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诗协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余庆县作协副主席。真是可喜可贺!

　　后来，我虽然离开《青年时代》到省直机关工作，但仍然一直关注着他对诗歌的创作。据悉，张翔写诗的进步除了他自身的勤奋努力外，还得益于许多前辈的指点和帮助。正如他发表在《飞龙湖》2015年冬期上的《也谈诗歌创作一一最美是故乡》一文中所记载的那样：在余庆，我诗歌写作上第一个启蒙恩师便是《余庆教育》报创始人之一吴崇龙先生;再后来，蒋明理先生成了我的启蒙老师，我最早的诗歌作品，就是他给我发表的;在遵义，全国著名诗人、从绥阳乡下走来的李发模成了我的恩师;再后来，毕业于天津大学的“南开七君子”之一的李野桥先生成了我的恩师。在众多恩师的无私指点下，我才虔心地从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追溯到了三十年代的诗源……，最后彻底回到了给我营养最多、最丰富的唐诗宋词元曲的身上，回到了李白、杜甫身上……。正因为如此，张翔虽然没有堂皇的学历可资，但他的诗作确有灵感、有空间、有新意，深受读者喜欢。他在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深有体会地说：“诗人作家不光靠勤奋就成了，必须多读多写一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关键是要走好自己的路，不能把自己搞丢(扎)了”。

　　我与张翔交往三十多年主要是以电话进行联系，尤其近几年通话次数较多。其中，有三次给我印象最深：一次是2015年6月，他收到我的拙作《岁月墨痕》一书后，不久便给我打来电话谈了他的看法，并将他的读后感写成《一本书的品相一一阅读感悟<岁月墨痕>》的文章，分别于同年7月6日、 7月30日发表在《今日余庆》、《贵州政协报》 副刊上。他在文中写道：“当我读完《岁月墨痕》之后，激发出了我想为它说点什么、写点什么。我想，这便是一本好书了。”“这部书，言简意赅，文字凝炼，言之有物，赋予了作者以深厚的思想感受、理论修养与学识水平，……这就是蒋老师为人为文几十年后，依然让我景仰、让我钦佩、让我敬重的地方。”其实，他的这些评价既是对我的夸奖，更是对我的鼓励。又一次是2015年10月中旬，他在电话中告诉我说，他写了《月是故乡明(诗组)》寄给《贵州政协报》编辑部，希望报社给他选择发表一、二首。事后，我即给该报总编辑游涌同志打去电话询问此事，并向他介绍张翔是一位农民诗人且身患重病等情况，请他关照一下。游总编辑欣然答应并很讲诚信，事隔不到一周时间，便于10月16日将张翔的诗作(7首)，一首不少地发表在《贵州政协报》文艺版显著位置上。收到刊有他诗作的样报后，张翔非常高兴，也很受鼓舞，马上给我打来电话，一再对我和游总编辑表示谢意，其言真诚，其情感人。再一次是2016年春节过后不久，余庆县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安永才先生告诉张翔生病住院的消息后，我便马上委托他代我去医院看望张翔，并捎去500元以示慰问。之后，张翔在病房里给我打来电话，除了表示对我的感激之外，还谈了他对诗歌创作、文艺发展等方面的许多看法和展望。当时，我从他那有气无力的语气中，已深感他的病情很重，只好说一些鼓励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的话语。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张翔似乎一点也不感觉悲观，而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盼。

　　张翔坎坷而短暂的一生，令人十分同情和难忘。张翔作为一个余庆乡下地道的农民诗人，他虽有才华和抱负，但却始终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如何解决温饱、养家糊口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为了生计和家庭，他曾先后去过湖南长沙，在那里靠打工生活了一年多;1996年其父去世后，他又去了广州、深圳、珠海等地，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创作诗歌;他在山西太原打工两年多时间，余庆籍全国著名诗人毛依先生对张翔表示非常同情和关心，并给予经费支助;他在老家时，除了要干农活外，还到处打零工，甚至推着板车在街上卖过烧烤;他也曾先后被一些单位聘去当过保安人员、从事文字工作等等。至于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走出困境，当地领导和老百姓众说不一。有人说，张翔属“性情中人”，有点过份重感情、讲义气，处事不够圆滑;有人说，张翔的性格太直率，喜欢与人“较劲”，因此得罪了一些同事乃至个别领导;有人说，张翔的诗词写得很好，也很有才华，但比较傲气，不太“合群”如此等等。其实，我以为张翔的这些性格特征，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共性特点，也是文人特别是诗人的品质所在。这有什么不好呢?

　　张翔走后留下不少遗憾，也让许多人对他产生怀念。张翔曾对我说过：他在未生病之前，很想组织一个民间诗社，每年编辑一本诗集，为家乡文化繁荣增添一朵小花;他在写诗的同时，也不断探索散文的写作技巧，想写出更多自己满意的篇章;他生病期间，也想将他已发表的诗作汇编成册，赠送给父老乡亲特别是中小学生(此事，我也曾向县里有关部门领导建议过，希望给予支持)……。然而，这一切都未能让张翔如愿以偿，而给父老乡亲留下了许多遗憾和思考。也许，正因为这样，许多家乡人特别是一些文人朋友对张翔的过早去世表示出无限的哀思。在他去世的当天，徐驰同志便写了《为诗人张翔病逝哀哉》为题的诗作发表在2016年6月13日《今日余庆》报上，“哀诗人之英年夭折，怨天恨地缪斯诗神忒无情”。毛以福先生在2016年第二期《飞龙湖》发表《写几个字赠张翔》的文章，不仅对张翔表示深深的怀念，而且为他感到非常的惋惜，他说：“张翔有写诗词的素质和才情，上天如果假以时日，张翔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我作为张翔的一位未曾蒙面的老朋友，虽比他大十多岁，却几十年交往不断，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三十多年来，我不仅把他作为一位农民诗人朋友交往，更把他当成自己的一位农民兄弟看待。如今，张翔离我们而去了，我为他感到十分悲伤和遗憾，但同时也为他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一一因为他是我们家乡一一余庆的一位优秀农民诗人!

　　祈愿张翔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