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往事 ，品味命运 ——读董克俊的《命运的重量》

□刘隆民

　　去年5月，董克俊先生的自传《命运的重量》座谈会，作为第十一期“都市读书会”内容，在悦读时光咖啡馆延东店举行。戴冰邀我赴会，我因身体失和，未能参加。对此，我一直深以为憾，半年多过去了，也未释怀。

　　董克俊的《命运的重量》平实地叙述了他的过去，立体地展现了他所经历的方方面面。沉重、苦闷、顽强、探索和成功，家事、亲人、劳动、爱情和朋友，都在书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纪录。全书看不到有意的突出，也看不到明显的淡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坦坦荡荡地面对往事，自自然然地陈述。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该写的都写了，不该写的也写了，无隐私可言”。尤其是书中提到的不少人物我都认识，有一些还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所叙往事的背景又都熟悉得历历在目，更倍感亲切。卒读此书，体会很多。其中有三点，值得一说。

　　1，董克俊开了贵州书画家撰写长篇自传的先河，具有引领意义。

　　艺术家的自传是艺术乃至美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一向为研究者所珍视。它不仅是艺术家求索的步履和心声，更展示了艺术家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惜乎艺术家们专心于艺术创作，忽视了对自己的纪录。中国艺术家更有苦衷，特别是在那极左的年代，彻底否定个人，谁也不敢为自己立传。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出版了许多艺术家传记，有的还是系列丛书。其中也有贵州艺术家的一些传记，如秋阳的《谢六逸评传》、杜惠荣和王鸿儒的《蹇先艾评传》、赵范奇的《李派山水画传人王振中》等，但都是研究者为艺术家写的传记，属于他传。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有著名作家何士光的《今生》。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书画家长篇自传，贵州就只有董克俊的《命运的重量》，他可算是开了贵州书画家写长篇自传的先河。

　　董克俊的这本自传记录了他在风云变幻的历史中的履迹，再现了一个顽强战胜疾病取得辉煌成就画家的历程。此书的亮点很多，以下两个方面尤显突出。一是全方位展示。作者是画家，当然与画有关的内容是传记的主体，但并未因此而忽视其它方面，而是全方位地再现他所处的环境和所见的人和事。他说“艺术家不是孤独的独行客”，“没有这样鲜活多样的生命场，我的人生就会孤立而苍白。”因而他的自传，除了写自己攀登艺道之外，还写了一些与此似乎无关的人和事，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八十年来的历史变迁。二是真实记录。作者不夸张虚饰，也不掩藏成功与欣喜，严谨地记录了艺途上的人事景情及自己的贡献。作者说他“写的都是真实的”，这很重要，因为真实是自传的最高法则。尤其是作者不回避人在成长中的生理现象，以极其严肃的人生态度说出人人都经历过的事象，一点不避讳，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读到这些文字，很有点读法国卢梭的《忏悔录》时的味道。

　　自传是社会的个人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一件件具体的事构成的，如果没有传主详尽的历史记述，大量的活材料就会消失，本来生动形象的历史就会苍白无力，黯然失色。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说“唯有自传才是历史”，可见自传地位之高。正因为如此，哥伦比亚大学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推出了“口述历史”作为正史的补充或更正。自传的文化教育功能在中、外都很突出，许多人心中的偶像就来自于名人自传。因为传主往往是“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贝多芬传》语)，因而对读者的成长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国外很重视自传作品，美国“爱伦坡最佳传记奖”和普利策奖中的“最佳传记奖”都设有自传奖，英、法、德等国都设有相似的奖项。对优秀的自传，往往还要通过隆重推介来宣扬传主的声望。这同西方重视个人、崇尚个性有极大关系。中国现当代艺术家的数量与自传严重不平衡，其主要原因除受时代消极思想的扭曲之外，还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历来以谨慎、谦虚、避世为处世宗旨，总是“不患人之不知己而患不知人也”，不写或少写自传。加上写自传时说假话是不诚实，说实话又怕影响别人对自己的人格评价，这一文化矛盾也制约了自传的繁荣。其中还有一个“名人才写自传”的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自传的发展。即使此说有理，艺术成就不让中原的贵州艺术家也大有人在，值得写自传的人不少。作为一个美学讲坛的教书匠，我渴望能看到更多的贵州艺术家的自传，以了解他们在美的创造中的历程和心语，更希望有关部门关心、鼓励和协助艺术家们拿起笔来，记录下他们在艺道上的坎坷、苦斗和成就。彻底否定个人的极左年代早已远去，大胆为自己树碑立传的环境已经形成，深信在《命运的重量》的引领下，会有更多艺术家自传出现。

　　2，董克俊的大幅面版画革故鼎新，不可小视。

　　改革开放前，董克俊的创作方法同全国艺术家一祥，都是表现理想、歌颂现实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改革开放后，先是为《雪峰寓言》续集插图，成了著名版画家。接着推出了一系列“原始现代主义”大作，成了形式启蒙的领军人物，英国将他的名字收入“世界名人录”，饮誉全球。其间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推出了大幅面版画《热土地》、《夜郎故事》和《生命的符号》等作品，一改版画精工细作的小品形象，把只能挂在家里或印在书上的小画类版画，放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以巨大的版幅展现了他对历史、乡土、民俗和巫术的思考，体现了他创造形象时大胆的切割、组合能力，震撼艺坛。画家们问他“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版画?”他回答说：“观念的变化必然要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方式……超越常规的尺寸就会产生震撼心灵的力量。当然‘小’变‘大’并不等于放大，而应有随之改变的大形式、大结构、大表现。要在‘大’里整合一切视觉要素。”这个回答很精彩，画龙点睛地阐释了大幅面版画滨临画坛的思考和价值。我认为他推出的大幅面版画不是件小事，很可能促进版画体裁的丰富和革新。作品传达媒介的体量的“大”、“小”会产生不同的艺术品种，这是艺术发展史中常见现象，如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室内乐与交响乐、壁画与连环画等。董克俊推出大幅面版画有利于把一个个视觉碎片清晰地表达出来，把民间巫术的符号和少数民族的图腾以及各种生命意象整合成崭新的艺术形象。试想一下《热土地》，其画面有中心又无中心，既像在叙述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又不太像，各种图像符号重叠、交叉、混合，把热土地上众多的事象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并置地表现出来。观众站在画前，有如置身其中，像走进一个魔幻世界，与各种生命符号交流……如此丰富的内容用传统的小幅面版画很难表达，即使通过精雕细刻，挂在壁上或印在书上能也看不清楚。如果再现的事物属于写实性的，即使看不清，观赏者还可以通过联想补充完全。而要表现的是主观情志，看不清它的载体观赏者就无法去想象。可以说，董克俊推出的大幅面版画，是内容审美表达的需要，也是审美接受的需要，绝不仅仅只是视觉震撼而已。可惜董克俊的这一创举，未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少有或几乎没有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加上董克俊不久即从版画界隐退，放情水墨，也未创作出更多的大幅面版画艺术形象来强化它的价值以引起深入的探讨。张建建、管郁达、王林先生是很注目董克俊版画的评论家，他们虽曾指出大幅面版画“以充满生命力的激情结构，造就了空间的繁复景象及观者置身其间的观看方式”，“对版画传统”、“对传统看画心理”产生颠覆性的冲击(见《命运的重量》)，指出“董克俊对贵州现代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创作的巨幅版画作品和九十年代后期至今创作的一批观念性很强的一批水墨作品之中。”(见《当代大家董克俊绘画作品集》)，惜乎未有专论阐述，或仅把“巨幅版画”放到 “贵州现代艺术”中来审视，未从版画体裁层面去考察，极为遗憾。我认为董克俊大幅面版画的艺术意义不可小视，应从艺术家的再现与表现、接受者的审美方式、审美心理、审美经验等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彰显大幅面版画革故鼎新的艺术价值，并促进它的发展。今后的版画史乃至美术史避不开董克俊，也不可能不写他的大幅面版画。董克俊和他的大幅面版画将名留艺史。

　　3，董克俊是一个与命运顽强搏斗、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值得研究。

　　首先，董克俊是一个在与疾病搏击的逆境中创造辉煌的画界名人。他生下来就有肺炎，以后又变成结核，以至上学都只能“断断续续”。直到二十几岁动了手术，才有所好转。之后虽然远离了死神，但还是离不开药的“药罐罐”。面对旷日持久的磨难，他很顽强、执著，“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画家，为了这一天，我死而无憾……画画创作成了我消出病的恐悸的精神武器。”去年我去他的画室，看了他的多幅近作。画中透出的气势令人不敢相信它们的作者是一位骨瘦如柴、身体虚弱的老人。由此可见，他的生物生命状况极差，但精神生命却极旺盛，身体的孱弱多病与精神活跃向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不平衡的典型。有位朋友说，他读董克俊的《命运的重量》时，想起了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里说的话：“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给予世界。”这位朋友的联想不无道理。虽然对人类的贡献能与贝多芬相比的人极少，但具有同样拼搏精神的艺术家并不鲜见，董克俊就是其中之一。其次，董克俊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另类”。他因健康不佳，读中、小学也是时断时续，更没有机会去读艺术院校，接受专业训练，而是凭着天赋加努力，自学成材。即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五大”(电大、业大、职大、函大、夜大)浪潮中，很多年轻人重新背起书包走进课堂时，他也很淡定。因为他在近十年的工厂生活中，已很好地完成了自学美术的学业，完全掌握了美术专业的基本技术和创作方法的规律，何必去跟风?因此他一心沉醉在艺术创作和美协工作中，未随波逐流去为文凭奔波。这在那个年头，确属“另类”。再次，擎旗挺进，进行形式启蒙。“极左”年代的文化主流话语是内容笫一、形式第二，形式为内容服务。对此，董克俊醒悟较早。文革还未结束，就认识到“技法应借助于创新思维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突破。”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克莱夫贝尔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启示，领悟了形式的力量，举起形式启蒙的大旗，不仅让自己的作品亮出了崭新面貌，而且催生了美术界的“贵州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晚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岁月，版画界在形式反思上风起云涌，董克俊不仅置身其中，而且是领军人物。复次，率性而为，突然改向。正值他在版画界登峰造极的时候，突然从版画界“隐退”，去画水墨、丙稀，去表现老人、昆虫，去描绘那些“忘形得意”市井形象。直到现在，他都醉心于此。毅然抛开大半生刻苦攻坚而且已有辉煌成果的领域，转而涉足另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这在中外画史上是鲜见的。很多大师的“革新”，都是在自己毕生主攻的画种上突破自己，少有像他离开自己得心应手表情达意的手段，去开始一个新的征程的。这需要勇气，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和纯熟把握各种形式手段的才华，更需要淡泊名利只求会心的境界。董克俊就是这样一位率性而为，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德国文化哲学的创始人卡西尔说，“有个性的人和人的生命过程，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及主题。”董克俊就是有鲜明个性的人，他到目前为止的生命过程，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象。

　　命运是一个沉甸甸的话题，谁都要面对。但命运又不可思议，令人敬畏。完全听从命运的安排，那是宿命。与命运抗争，又并非都能胜利。对在艺途上跋涉的人来说，是否成功，除了天赋、努力之外，还要看天时、看地利、看人和，看机遇。董克俊是成功者，命运对他既严肃又眷顾。他在《命运的重量》的末尾写道：他的自传就是“站立在似乎与艺术无关又有关的高度上，俯瞰过去经过的那些工作、人和事”，在品读往事中品味命运。同时他又说：“当我回首往事时，我的思绪进入了我的人生、我的艺术所经历的时代、社会以及追求我艺术的朋友们共同面临的命运”，因此他在品读往事中品味的就不只是个人的坎坷、磨难、探索和成功，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摆脱折磨、苦难趋向健康、繁荣的时代。

(作者系贵州省政协书画院特聘书画师，贵阳学院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