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肺之殇

□郝迎灿

　　根据国家卫计委2015年12月初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共报告职业性尘肺病26873例，占了职业病例总数的近九成。在尘肺病成为危害工人健康最严重的职业病的同时，尘肺病患者却面临着“自救不能，他救不足”的窘境。如何从源头上防治尘肺病、更好维护工人权益，是一道亟待探索的难题。

　　尘肺成为第一大职业病，2014年新报告职业性尘肺病2.6万多例，占职业病例总数近九成

　　“井道宽约1.5米，最高的地方只有1米。必须弯下腰来挖煤，有时候手脚着地趴着，就像耕牛耕地。这样的姿势，每天要保持8个小时。”从2001年起，孙凡军曾连续7年在贵州省思南县香坝乡文家槽煤矿从事挖煤工作，“先在矿井里放炮，然后矿工们进去挖煤。每次放完炮后，矿井里黑色的煤尘像很多小虫子在飞，吸进去的是一股酸涩的炸药味。”

　　“身体感到很疲惫，经常咳嗽、吐黑痰。”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矿井里长期作业，2008年，孙凡军被检查出患上尘肺病，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坍塌。“干不了重活，一干活胸腔就发出‘嚯嚯’的声音，只能在家里做饭、喂猪。”

　　经过几年时间的艰辛维权，目前孙凡军的情况已得到相关部门和组织的重视，但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尘肺病已成为危害中国工人健康最严重的职业病之一，累计确诊病例总量居全国各行业首位，尘肺病年死亡人数远高于同期生产事故人数。2015年2月份，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发布消息，全国尘肺病报告人数已超72万人，其中62%集中在煤炭行业这一高发区，超过44万人。

　　72万，仅仅是上报病例数。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发起人王克勤表示，“根据我们的研究分析，保守估计中国尘肺病农民至少在600万人左右，相当于一个青海省的总人口数。”

　　长时间的高粉尘工作成为农民工患尘肺病的直接原因。“因为贫困，农民工外出打工只能选择条件恶劣的高危工种，文化水平低，缺乏必要的劳动防护知识，自我保护意识差，让恶劣的工作环境成为了他们身体最大的杀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说。

　　卢晖临表示，当下我国进入尘肺病高发期，呈现出新发病例多、接尘工龄短、患病群体性和病患赔偿困难、生活艰难等特点。“根据国家卫计委近日发布的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当年共报告职业性尘肺病26873例，占了职业病例总数的近九成;而这一数字在2006年还在8000例左右。”

　　而遵义市安监局副局长田景渠则直言：“尘肺病爆发高峰期的到来是前一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企业主体责任履行不力、从业人员自我防护意识不强、政府监管缺失都是尘肺病集中检出的因素。”

　　尘肺病患者面“自救不能，他救不足”困境，新农合不覆盖，职业病诊断难

　　在尘肺病已俨然成为当今中国“第一大职业病”的情况下，尘肺病患者却面临着“自救不能，他救不足”的窘况。

　　在贵州航天医院副院长朱往文的眼里，职业性尘肺病人和尘肺病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经鉴定可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原则上能够享受工伤赔偿及免费医疗与生活保障;而后者可能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无法得到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出具的鉴定，即便被诊断患有尘肺也没有多大意义。”

　　2009年，之所以发生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是因为他虽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效”。虽然这是一起极端个案，但反应了尘肺病患者普遍面临的维权困难。

　　因尘肺病属于职业病，不能通过新农合报销，所以争取获得“职业病诊断证明”，是尘肺病患者最后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而工伤保险需要首先确定劳动关系，流动性大、欠缺劳动合同等导致的难以确定的劳动关系再次成为农民工维权的阻碍。”王克勤说。

　　在大爱清尘基金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5)》(以下简称报告)中，引用了一位村干部的话，“因为当年小煤窑的强行清理，绝大多数尘肺病农民工都无法找到当年的矿主，维权和索赔几乎无从谈起。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尽管尘肺矿工们多次向当地政府反映问题，甚至向法院递交诉状，但维权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有声音质疑——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作为职业病诊断的先决条件，显然暗含了一种强盗逻辑：没有签订合同，就不是企业的职工，不是职工何来“职业病”?

　　就这样，大多数尘肺病患者既享受不到工伤保险，回到村庄后由于尘肺病属于职业病，也不纳入新农合报销范畴，在医疗及生活救助上，他们处在“城乡两不管”的边缘境地。

　　争取赔偿的重重困难也让尘肺病患者望而却步。报告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从申请赔偿到之后获得赔偿平均需要23.5个月，花费时间最长达84个月之久;为争取赔偿平均花费7295元，花费最多达70000元，如此大的花费相当于他们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资了。

　　让尘肺病患者活得有尊严

　　卢晖临更担心的是尘肺病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外出务工收入是农民工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家庭经济支柱的崩塌，带来的是经济的破产、身心的煎熬与颓废以及伦理关系的迅速解体。”

　　“一个普通患者一年的药物治疗和保养康复等的成本在1.5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灌洗肺泡和其他并发症的治疗等费用，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花费不菲。”朱往文说，“因贫困去打工，因打工而尘肺，因尘肺而失业，因尘肺而四处求医，许多尘肺病农民难逃‘愈贫困愈尘肺，愈尘肺愈贫困’的魔咒。”

　　尘肺病人的困难已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2013年11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大对尘肺病的预防与救治力度，改变了尘肺病问题长期被忽视的局面。2015年2月，国务院也强调要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

　　2015年12月26日，贵州省湄潭县与遵义市安委办、大爱清尘基金会正式启动联合创建全国消除新发尘肺病患试点县，计划从2016年至2020年，力争用5年时间让湄潭所有人知晓尘肺病、让所有涉尘企业粉尘排放达标、让每个在涉尘企业工作的劳动者得到有效防护，让所有尘肺病患者得到有效救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益。

　　对于普通尘肺病患者的治疗，政府、社会组织和医院三方开始携手发力。“湄潭县将尘肺病患者纳入新农合保障范围，按照30%—40%的比例予以报销;其余费用由大爱清尘基金承担80%，贵州航天医院承担20%。”朱往文说。

　　而对于患者的后续生活保障，在贵州全省，已有包括湄潭在内的部分区县将尘肺病患者纳入低保，以政策兜底的方式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

　　让尘肺病患者活得有尊严，一些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将尘肺病患者家庭列为因病致贫贫困户，通过选取适当产业对其进行扶助。孙凡军如今是思南县自强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个尘肺病家庭每年能养3头牛，一头母牛每年能生一头小牛，小牛喂大后每头能卖4000元;而且每养一头牛，政府会给予1000元的补助。”孙凡军说，养牛劳动量不大，对尘肺病人比较合适。在孙凡军带动下，附近已有17个病人加入合作社，人均每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