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杨氏土官时期文化简说(下)

□船 夫

　　(续接上期)

　　杨斌是播州土司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被后来郑子尹等人误认为是颠仙。杨斌是太师杨端后裔、播州宣慰使杨爱之子、其母为田氏;颠仙为古夜郎侯后裔、一元道人之子、其母为方氏。杨斌及其播州土司崇尚儒教、佛教，颠仙的道教精神与之是有区别的。《明实录?武宗正德实录》载正德十三年(1518年)戊寅九月播州宣慰使杨斌遣长官李镜等贡马贺皇帝的万寿节，1521年4月皇帝赐播州宣慰使司致仕宣慰使杨斌蟒衣玉带;杨斌在明嘉靖元年(1522年)携其子在碧云峰下重建玉皇观并刻碑，碑上刻有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杨斌之名;杨粲墓处杨斌夫人墓碑上有“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岁孝夫前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杨斌”字样，刻此碑时杨斌应该在场，而这时的颠仙早已逍遥于世外多年。《遵义府志·金石》载颠仙“戊寅春(1518年)，始从飞霞白先师游”，之前他早已从多位道教先师修道，正德十四年(1519年)颠仙立紫霞石室刻碑，没有杨斌之名。杨斌之父和他支持普济庵(今遵义城高桥处)铸造150斤铜钟(见《遵义府志?金石》)，支持绥阳县以西15里的辰山寺铸造300斤重的“辰山翼钟”，钟上有刘天峰撰铭：“鲸音吼兮度寥廓，用之广兮缘体博。先天生兮声已作，后天存兮声愈阔。闻法界兮神欣跃，福苍生兮济极乐。愿圣寿兮享天爵，千万祀兮统万国。我邦祚兮同磅礴，证无上道兮，佛光弥满于六合。”

　　播州土司开明宽让，自己笃信上帝和释迦，容许道家发展壮大，道教文化在播州历史悠久、积淀丰富，但是许多道观都变成了佛教寺庙。如板桥镇水牛城下的云峰山寺，始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初名玄都观，是道教宫观，供有真武帝神像。1994年后，经群众集资修复，开始供奉佛教神像。娄山支脉紫霞山是遵义道教文化最早的、有规模的活动地点，在此进行宗教活动的有涵蟾子、颠仙等著名宗教人士。涵蟾子，元代人，不知名姓及何许人也，云贵两省解元邹志学《云霄紫霞石室碑记》记载，紫霞山“乃涵蟾子炼丹之地”，他的活动比颠仙早。他对道家文化有深邃研究，撰写编辑有气功内丹术丛书，据载收书9种，共9卷：卷一为黄自如的《金丹四百字解》，卷二为石泰的《还源篇》，卷三为薛式的《还丹复命篇》，卷四为陈楠的《翠虚篇》，卷五为涵蟾子的《金液还丹思金图发摄》，卷六为白玉蟾的《指玄篇》，卷七为萧廷芝的《金丹大成集》，卷八为赵友钦的《仙佛同源》，卷九为许逊的《石函记》，均为内丹名著。《遵义府志》载：“考明嘉靖间，周恭、王睦审教刊《金丹正理大全》，其中彭晓《参同同真义》，陈显微《参同解》，陈致虚《参同分章注》，翁葆光、戴起宗《悟真注疏》，葆光《悟真直指详说》诸种，并题紫霞山人涵蟾子编辑。”除了涵蟾子、颠仙，播州时期还有许多高士：赵练士，唐代绥阳赵里人，是播州一带有记载的最早道人，《遵义府志》、《绥阳志》载他“幼有仙禀，读书綦江之赶水，距家二百余里，朝往暮归。有石重千斤，能挟之而行。殁后屡著灵异。明初赠‘播南显化三抚相公’。土人立祠祀之。祠前遗石犹存。”陈致虚，元代人，号观吾，一号紫霄上阳子，遍游夜郎。至思唐(今思南一带)，与宣慰弟至阳子田琦炼丹于万圣山岩石中，后皆仙去。有著作《参同分章注》。鲁一冲，明代人，不为强权折腰、能为民除害，《遵义府志》引《綦江志》载他“住仙源洞修真，杨应龙播逆修醮于海龙囤，以利剑锷逼令道士手紧握而不断者，为有道行，乃不杀。冲闻而往，握之，锋悉卷。遂延为法师。寻遁去。后渝州江中有棕缆成妖，时掀波翻浪为患，一冲以法收贮长安寺中。”张仙，未知其名，明代桐梓人，避世隐居、自得其乐，《遵义府志》引《陈志》载他“初为道士，得修炼术，结庐山中，运精伏气数十年，踪迹往来，鲜有见者。值流寇将至，忽归，携其妻入葫芦洞，久不出，人疑为尸解。近有苣火至洞深内，见男女足迹印沙碛间，今日踏平，明日复有，相传为张仙夫妇云。”胡坤生，明代桐梓溱里人，有情有义、生死自如，《遵义府志》、《邱志》(桐梓县志)载他“五岁而孤，娶妻生子女，妻亡不娶，婚嫁毕，结茅学道。雍正六年，年七十，一日，沐浴端坐，命家人焚香记时刻，诵《泰元都》而逝。”

　　传统文化指儒释道文化以及这三种文化的结合，这是代表中国古代主流的最高精神的文化。《易经》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第一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易经》是由河图洛书等古代文化发展而来的，播州地区在汉代就有尹珍在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向学者应奉(字世叔，时任武陵郡，今湘西北、黔东地区太守)学习图纬术数。杨文和他的夫人墓的镇墓券以及遵义县龙坑镇武即将军镇墓券都有河图的星图，而且中间还有《易经》乾卦“元亨利贞”卦辞。播州晚期的颠仙对《易经》有着很深的钻研。河图被认为是伏羲、黄帝、帝舜传下来的：龙马出河，伏羲画八卦河图(《尚书》);龙图出河，以授轩辕(《竹书纪年》);舜设坛于河，黄龙负图(《宋书·符瑞志》)。河图、《易经》可是中华文化的符号，从镇墓券、颠仙研《易》，可知播州文化是与当时的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同步向前的。

　　有观点认为：杨汉英以后，播州文化出现了断裂。杨爱以后由于权位之争，播州文化的吸纳能力大为减弱，王阳明在播州的三年(明正德三至五年，1508——1510年)，乌江以南王阳明讲学影响很大，乌江以北却没有文化影响。让我们回头来看看颠仙，我们将它与大儒王阳明、播州土司杨斌比较一下，我们将会得出另一种不同的结论。

　　颠仙，不知出生年月，不知姓氏，神龙似的见首不见尾的神人也。名道凝、洞清，字全之，号颠仙，又称神霄散吏等，古夜郎侯裔，一元道人子，方母氏太夫人之娠，曾在遵义中心城区桃源洞、共青湖鹤鸣洞、香风山诸处留下诗文石刻手迹。《遵义府志?金石》疑颠仙即杨斌;《遵义府志?列传六》载他姓张，生有异质，能役使鬼神，论三教一原之理，后莫知所终及何姓;《陈志》记载他姓杨;《通志》记载颠仙姓张;以上说法均有臆断。《遵义府志?金石》对姓张之说解释道“其误为张者，颠仙有诗刻府城东桃源洞，世俗悉谓张三丰书因是耳。”根据现在的资料，颠仙还不可定姓张、姓杨。“遵义府志》收录了介绍他经历思想的碑文《云霄紫霞石室碑记》。他与杨斌是境界不同的人物，杨斌信仰的皇皇上帝是一个最高的创造一切的有宗教神话意义的人格神，而颠仙的天道人道是一种崇高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颉颃于王阳明的心学精神。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其一是致良知;颠仙“凝神定性，以合大道自然之虚”，认为“太上五千言(指《道德经》)其旨不过清净无为而已，在儒家则定静之学焉，释氏《金刚(经)》要领其功在降伏其心。夫所谓心，即儒学之人心也。夫所谓降伏，即入学之谨独而精一也。”颠仙旁通儒释之典，博览百家技艺，会万法而集大成，把儒释道三家致良知的方法做了比较，并对儒家《大学》、《中庸》、《尚书》中致良知的精神有深邃感悟，《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法成为颠仙“谨独而精一”。心学理论其二是心即理;颠仙认为“人之有生，以有此心;心之活灵，以有此理。天理一息不存，则人心随之而失;人心既失，则身无管摄，而人道绝矣。”“未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既修，则天道不远矣。然人道之大，惟孝与忠，千绪万端，皆由此出;尽其道而往，则庶乎仙阶可臻矣。”颠仙把天道、天理与人道、人心的辩证关系做了深刻的阐述，强调人心这一个物质载体，指出“以人道为先”是人的精神不断升华超越的路径。心学理论其三是知行合一;颠仙强调更高境界的知行合一，“烛其机而行之以诚，洞其微而守之以正”。不光要有正确的真理观，而且要有适宜的价值观，要有诚明中正的真善美的合乎人道天理的认识实践。更值得一提的是颠仙大胆的批判精神，他搜微索隐、烛玄明真，力排缪讹、践道传理，自修教人，身体力行，虽为道家，但又不为道家的迷信谬行所拘系，敢于向世俗偏见较真，“权变自处，而不失经常之道”，“明教演法，以祛俗流妄诞之弊”，认为“异学者流，顾以炉火、醮祭、符咒、邪枉私已惑人者争尚竞逐，悲夫!诚三教之罪人也!”在批判的同时，颠仙雄视千里海纳古今，师从欧阳先生、云山道人、青霞真人、四十八代天师、旌阳许祖、白飞霞先师，广交当时文化名流，在建道教大宫宇“先天观”时，他邀请1516年乡闱进士、云贵两省解元、金陵邹志学撰碑文《云霄紫霞石室碑记》，邀请四川新都籍的朝廷高官(赐进士第、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经筵进官、重修国史会典)杨廷和题写碑额;邀请嗣汉四十八代天师、诰授致虚冲静承先宏道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湛然张彦羽页为紫霞石室碑书丹。同时又与诸弟子教学相长、相互砥砺，“讲《周易》，论心性。凡先天后天之蕴，无极太极之精，与乎内圣外王之学，无不发扬殆尽。”

　　颠仙是一代哲人，有着高渺的哲思，著有《玄教大战》、《道法双明玉书》;他还是一代诗人，他的著作《神宵清啸》、《玉府琼章》可能就是两部诗集。他的文集已全部散佚，从他在遵义中心城区桃源洞和遵义县鹤鸣洞留下的诗章、他在桃源洞书写的曹唐《大游仙诗》以及《云霄紫霞石室碑记》引用的诗句，可以看出他诗歌方面精湛的造诣、高尚的趣味和卓异的精神。《云霄紫霞石室碑记》引用的诗句“水冷冷兮山苍苍，云随鹤杖兮风吹我裳。浮生辗转兮春梦悠扬，千万斯年兮任流光”，让人想到同时的王阳明在乌江以南吟唱的“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奚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见《瘗旅文》)两诗都有广大悠远的意境，王氏诗歌有淡淡的愁绪，而颠仙的则是真旷达、真逍遥的精神。

　　一个卓异的颠仙为什么在遵义文化史上变得模糊不清了呢?首先是人们对于文化精神的重视不够。中国文化人的影响常常与其政治影响是连在一起的，颠仙被认为是方外人士，自然淡于出现在俗世视野。二是平播以后，中原文化流入，颠仙诸人的本土播州文化被人们漠视。三是颠仙的文本没有得到刊印，未能得到有识之士的发现推广。四是对文化的理解需要境界。遵义文化长期处于一种情感层面的、形象思维境界，对理性精神非常不重视。《续遵义府志》只是录了颠仙在《云霄紫霞石室碑记》留下的诗句，颠仙的其他则完全被遗忘。一个社会的高度，不只是形下物质的高度，重要的是形上精神的高度。当我们忽视、或者理解不了一种崇高的文化以后，那就是我们的精神在下滑了。古人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厚德是核心，厚德就是要使我们的精神增加其高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高度的精神对话，我们的思想才能与崇高的精神相互照耀、共生共荣。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建设不是空中楼阁，而应该建立在它深厚的基础之上，这样的文化才有希望建造高耸巍峨的大厦。遵义播州杨氏土司时期的文化是有深度和高度的，我们穿过历史的烽烟审视这份历史遗产，一定会获得更成熟的理性，以一种崭新的冷静的态度对待遗产的时候，必定会给我们的发展和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