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公留学苏联的前前后后(下)

□文\图 李 芳

　　(续接上期)1928年1月20日，共产国际组成东大冲突调解委员会，由联共中央宣传部委派施坦作为工作组长，到东大进行调查，召开三次全体学生(三百多人)大会，听取留学生们的诉求，并提出处理意见。第一次学生大会由李侠公、童庸生、马员生等人进行现场发言，朱代杰到中山大学请人将学生们的意见译成俄文交给工作组。第二次学生大会，由施坦主持，宣读解决东大学潮方案及措施。坚持中国班党支部在东大党委(支部局)的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工作中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因而会后应当改进。然后，让学生们对工作组提出的方案进行举手表决。大家听后，全场哗然。李侠公在会场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大家说：“大家不同意工作组的方案，表决时可以表示，但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不能反对，否则就是反中央。因此，不赞成时，只能投怀疑或不同意”。会场安静下来后，施坦宣布表决，先问赞成的，举手的东一个，西一个，不过二、三十人。次问反对的，因李侠公有言在先，举手的只有几人，但马上放了下来。后问怀疑的，全场哗然一片，几乎都把手举了起来。学生大会否决了工作组的方案，工作组吃惊地匆匆宣布散会。2月27日，联共中央组织局听取施坦工作组的汇报，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建议：一、解除东方大学党支部书记韦尔特纳的职务，将支部主要负责人武胡景、黄士嘉、宗锡钧、竺廷章开除，将示威活动的主要组织者鲁易、李侠公、朱代杰、贺声洋、马员生开除。二、批评舒米亚茨基的失职错误，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和组织分配处加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管理。第三次学生大会先后分别在东大中国本班及军事班召开，仍由施坦主持。在东大本班只是增加说明中国班支部的缺点和错误;在军事班，才宣布了开除李侠公、朱代杰、鲁易、马员生、贺声洋(马员生之说为童庸生)五人的决定。

　　1927年末，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率中国工农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李侠公、朱代杰、鲁易、马员生等被东大开除的五名学生在莫斯科找到中共代表团的向忠发、李震灜，说明东大学潮的起因及其处理结果，要求代表团为其办理回国手续，回国在白色恐怖中参加革命工作。李侠公、朱代杰在国内就与向忠发熟识，向忠发、李震灜亦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东大学潮的具体情况。1928年1月23日，向忠发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马上改革东方大学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加强党的领导、改组东大军事班。这封信与李侠公、朱代杰等东大学生的请愿诉求相一致。向忠发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协商，将东大开除的五名学生领袖继续留在苏联，转入他校学习。不久，朱代杰、马员生转入列宁学院。4月，李侠公、鲁易等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实际上取消了对李侠公等人的“处分”。随后，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东方大学中国部并入中山大学，并将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2月停办)。“东大学潮”事件，为留学生中的陈绍禹(王明)宗派集团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发现、扶植、重用创造了条件。学潮中的李侠公等几位学生领袖及部分积极分子，亦为后来陈绍禹宗派集团所排挤和打击，在苏联“肃托”、“清党”系列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审察，马员生乃至受到关押审讯。

　　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又称军政大学)，全称为“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事政治学院”。1927年设立中国班，第一期学员有朱务善、蒋经国、傅钟、肖劲光、李特等，分别为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基辅军官学校、红军军事学校转入。1928年4月，李侠公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中国班第二期学习，与鲁易、孔祥鲁、董良史、李秋萍等成为同期同学。因学校教学全用俄文俄语，李侠公转入时曾得到同学蒋经国的辅导，并结下了私人情谊。1929年6月，转入列宁学院的朱代杰、马员生到列宁格勒参观、实习和工业考察，曾到军政学院看望李侠公、鲁易等被东大排挤出来的同学，带去中共六大文件，转达共产国际及苏共中央精神，并交换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李侠公离开中国留学生聚集、政治风波迭起的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后，谨言慎行，专心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日后翻译罗忍格尔伯《政治经济学史》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免去卷入留学生中的“托派”风波和苏联“肃托”灾难。但在苏联1930年的“肃托”运动中，马员生因“交代思想”而被认定为“托派”分子遭受“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审问和关押。在苏方人员的审讯当中，让其交待与李侠公的接触情况，意图将李侠公列入“托派”嫌疑之列。朱代杰就是因“托派”嫌疑开除党籍而遣送回国的。

　　留苏期间，李侠公与孙冶方(中山大学翻译)、罗汉(东方大学学员)等留苏同学友善，以至后来成为密友，与贵州籍学员周达文、王若飞有所接触或交往，而与国民党籍的谷正鼎、谷正刚兄弟(二人1927年8月回国)的交往未见任何记载。直至晚年，李侠公还有嗜好俄式黄油、烤面包，喜唱俄罗斯民歌等，尚留有苏俄生活之依恋情怀。

　　杰出的党外民主人士

　　1927年4月16日，已到达苏联留学的李侠公，作为“共产党首要”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即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令)。1930年8月，李侠公由苏联回到上海，由党组织安排住在四马路的一家旅馆，学习党内的一些文件，等待分配工作。因在旅馆迎面碰上国民党特务王慧生(广东大佛寺开枪射击李侠公的那位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李急由后门避走，不能再回旅馆居住，当时又没有准备失去联系后新的联络方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约两月之后，李侠公在大马路碰上当年的黄埔学生、中共秘密交通员陈赓，告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及化名和居住地。三天后，陈赓派人与之接头，自称是江苏省委的人送来20元生活费后，竟未再来，联系再次中断。李侠公因通缉在案，不能在公众场所露面求生，以免被国民党特务及中共叛徒认出。李侠公在流浪上海街头时，曾与一家书店发生“窃书”纠纷，被英国租界巡捕房拘押，因其真实身份尚未暴露，旋被释放出狱。在身患重病，身无分文，万般无赖的情况下，李侠公只有向其在上海兼任招商局总办的兄长李仲公(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时任交通部政务次长)求助，得到其兄资助而住进医院治疗。在医院又遇上同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孙冶方，病愈后同孙一道去孙的家乡无锡教书求生，后曾匿居于李仲公在苏州的家中。

　　经与孙冶方相商，李侠公将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交由其兄李仲兄修改审订后，以李仲公的名义公开出版发行，该书成为国民党政坛及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率先发出的抗日先声。李侠公与中山文化教育馆签约，同孙治方一道赴日本东京，闭门译著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教本——罗忍格尔伯《政治经济学史》(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发行)，以著述为生。1935年，李侠公由日本回国，在无锡、苏州之间过着流亡的“打单”生活，后经孙冶方三嫂介绍，与上海道南小学教师姜曼薇相识相爱，于1936年11月在苏州结为夫妻，相伴终身，白头偕老。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侠公在上海遇见留苏同学罗汉(曾为早期的中国“托派”组织骨干)，两人结伴到南京，找到中共南京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要求恢复中共党籍及安排工作，1937年8月与罗汉一道赴延安，行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林伯渠、王若飞的热情接待，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经周恩来推荐，李侠公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后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郭沫若)。留苏同学朱代杰，回国后参加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即后来的农工民主党)活动，由政治部长陈诚推荐，亦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总务厅长。李侠公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曾担任谭平山等人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干事，成为一名杰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民主人士。 (完)

1977年春李侠公(右)与留苏同学孙冶方(左)摄于贵阳花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