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公留学苏联的前前后后(上)

□文/图 李 芳

　　20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有力地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和东征、北伐的胜利进军。其间，国共两党分别选派干部、青年学生赴苏联，学习苏俄的革命理论和经验，掀起了一股留苏学习热潮。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及一些军事院校，为国共两党培训了一大批军政人才。在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留苏人员中，贵州籍留学生先后有镇远周达文(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学员、列宁学院教员)、安顺王若飞(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学员)、谷正鼎(国民党员，中山大学学员，其夫人皮以书女士亦为中山大学学员)、谷正刚(国民党员，中山大学学员)、贵阳李侠公(中共党员，东方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员)五人。中共留苏学生，有的回国后投身于中国革命红色政权及红色武装的组织和创建，有的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和杀戮，有的成为苏联“肃托”(即所谓肃清托洛茨基派的党内斗争)及中共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中的牺牲品……

　　优秀的黄埔政工干部

　　李侠公(1899——1994年)，贵州贵筑县(今贵阳市)人。1919年取得公费东渡日本，留学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4年春毕业回国，在上海与留日好友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毕业于东京庆应大学)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同年7月，应广东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贵州兴义人)之邀离沪赴穗，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1924年11月，经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成员周逸群、鲁易介绍，李侠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党的军事政治工作。先后担任军校教导团秘书、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

　　在东征军驻军汕头时，因交通员不慎遗失李侠公写给“君伟”(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的隐称)汇报一师官兵情况的信件，被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窃取，作为共产党“分裂”、“破坏”国民党的“证据”，在各报上影印散布。李侠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后，受到何应钦身边的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分子的寻衅围攻。李侠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作一番慰留的客套表演后批准李的辞呈。李离开汕头直赴广东，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技术书记(相当于秘书长)，其公开身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同熊雄、周逸群、王一飞等中共党员组织和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担任《青年军人》杂志编辑。在广东大佛寺组织召开“西南革命同志会”成立大会时，李侠公作为大会主持人，受到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王慧生(贵州龙里人，黄埔一期学生)开枪射击，捣乱会场。所幸会前周逸群等人早有预防，安排专人监视和控制“准备闹事”的王慧生等反共分子的举动，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的发生。

　　在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机关工作期间，李侠公主要协助军委代理书记张伯简搜集整理新编番号的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官兵情况，做好调查和分析工作。国民革命军整装待发，中共两广区委的军事工作重心转入北伐军前线。同时，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维护国共合作局面，将一些成为反共分子“攻击目标”的重要干部选派赴苏联学习，以回避国共两党激烈冲突，极力避免国共分裂。李侠公成为中共中央选派留苏学习人员之列。

　　1926年8月，共产国际邀请国共两党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中共代表谭平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应邀赴苏，途经上海，中共中央还为邵力子召开欢送会，欢送他退出共产党，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李侠公亦在上海搭乘国共代表团海轮直渡海参崴，再转乘火车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

　　李侠公晚年回忆：“一天，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在听取我工作汇报后，征询我是否愿意去苏联学习，我表示愿去。这样，我就在1926年秋间离粤到沪。到上海后，首先见到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是在广州时就会见过的。我还经若飞同志的介绍去会见陈独秀。见陈是我的请求，是出自于仰慕我们党的领袖这样的单纯思想。在上海，由于等候谭平山率领中共赴苏代表团的搭船机会，8月间才得启程，到达莫斯科大约是9月间。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时是10月间”。

　　苦涩的风雨留苏岁月

　　李侠公留苏期间(1926年9月至1930年7月)，发生了中共留苏学生与“旅莫支部残余”及校方斗争的“东大学潮”罢课请愿、与陈绍禹“宗派集团”之间的内部斗争。长期以来，由于受苏联“肃托”背景的影响，许多当年参与斗争的当事人对此段苦涩的留苏生活讳莫如深。在长达近四年的留苏生活中，李侠公在其《简历》中记述：“入校(东方大学)后，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王人达同志指定我作旅支宣传部长，并走出校外作些华侨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1928年4月间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1930年夏间，中共驻苏代表团决定派我回国，8月间到达上海”。对其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敏感人物，简而隐之。根据80年代后出版的马员生《旅苏纪事》、陆立之《谁主沉浮——沧桑九十年实录》等史料的公开出版，人们才对这一时期留苏学生纷纭复杂的内部斗争情况有所了解。

　　莫斯科东方大学(简称东大)，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专门培养训练苏俄东部少数民族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革命干部而设立的高等院校。1926年至1929年间，东方大学的校长为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曾担任过苏联驻波斯大使的舒米亚茨基。东方大学中国班最早的一期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周达文等人，第二期学员有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童庸生、马员生、张际春、李富春、吴季严等中共党员。由于苏联教师不懂中文，且不习惯称呼中国人的姓名，为方便起见，校方要求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一个俄文名字作为代号，周达文取名“丘贡诺夫”，李侠公取名“莫洛索夫”，马员生取名“毕托贺夫”。有的留苏学生的俄文名字沿用了许多年，如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

　　中共旅莫支部先在东大成立，这是从西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旅法支部和旅欧支部学来的。因为学校中的苏联领导人并不懂中国话，认为中国学生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也无不可。李侠公入校时，旅莫支部书记是王人达(湖南浏阳人，留法勤工俭学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调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后，由武胡景(又名武怀让，河南孟县人，中共党员，1924年夏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接任支部书记，旋即东大中共旅莫支部解散，学生的管理由东方大学支部局负责，中国班支部委员会书记由东大支部局指派俄人韦尔特纳担任，武胡景仍任支部副书记，支部委员会成员多为没有中国革命经历的留欧学生，拿着高工资养尊处优，工作脱离实际，沿袭前旅莫支部的遗风：一是反对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理论，视要求学习俄文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员为“学院派”，进行指责和批判。二是家长制作风和党内生活中不谈政治问题，不谈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提倡党员之间互相“打小报告”、相互揭发，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全是生活琐事，他们被学员们戏称为“旅莫支部残余”。同时，东大校方教学内客、课程安排及教材的选用，完全脱离中国的教学实际，对学员们提高理论素质、解开大革命失败之迷惑等没有实际帮助。对学员们提出改进教学方法及内容，校方置若罔闻。至1927年10月，有三百余名来自国内斗争第一线的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进入东大学习，这批学员留学的目的希望在苏联学到马列主义理论、革命斗争技能和武装斗争经验，学以致用，实现救国图强之理想。东大校方的教学及中国班支部的所作所为，让这些学员大失所望。作为支部委员的李侠公，决不赞同校方及支部委员会的作法，并站在广大同学一边，对支部委员会提出严厉的批评。1927年暑假期间，在国内资历较高的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等人的号召下，一百余名东大学生列队游行，前往共产国际总部请愿，要求东方大学对课程进行修改和对中国班党支部委员会进行改组。这就是震惊苏联最高领导层的“东大学潮”罢课请愿事件。

　　“东大学潮”中的学生领袖朱代杰，四川成都人，南洋大学毕业，中共党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鲁易，江西黎川人，幼年随父移居常德，早年留日本，后留法勤工俭学。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侠公的入党介绍人;学潮中的积极分子罗汉，湖南浏阳人，留法勤工俭学生，在琼崖经陈公培、鲁易介绍入党，曾担任过《青年军人》发行股长、国民革命军笫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是在国民革命军中具有较高地位及威望的中共党员，且有与国民党右派及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分子斗争的经历。 (未完待续)

上世纪30年代的李侠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