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贵广高铁的建成通车，贵州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有专家指出，高铁既给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也给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带来了挑战。

高铁时代　贵州民族文化保护的机遇和挑战

□本报记者 曾 丹

　　高铁时代的发展机遇

　　2014年12月26日，连接贵州、广西、广东三省的贵广高铁正式开通。作为两广入黔的第一站，我省从江县的美丽面纱得以最先被掀开——当日上午10时45分，随着首列动车组缓缓驶进贵广高铁“从江站”，数千名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起来，身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喜迎两广游客的到来。

　　据悉，当天从广州参加“乘贵广高铁，游神秘从江”的首发团200多名游客，在游览了岜沙苗寨、加榜梯田等景点后，对从江原生古朴的民族文化十分赞赏。

　　“贵广高铁的建成开通，使从江迎来了全新的高铁时代，将进一步拉近与全国各地的距离。”从江县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有着丰富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从江，由于交通不便，一直“锁在深闺人未识”。随着高铁的开通，从江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将会极大地吸引各地的游客前来观瞻。在高铁时代，从江独特的旅游资源将有更广阔的市场。由此，从江也实施了“旅游活县战略，千方百计完善旅游服务功能，以从江原生的民族文化、原始的自然生态和原貌的历史遗存吸引各方游客到从江观光旅游、休闲度假，进而通过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来推动从江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贵广高铁的开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用文化支撑发展，以发展滋润文化，黔东南州正以实际行动对高铁时代作出积极回应。”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黔东南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79%，是全国苗族侗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中人口最多的自治州之一。黔东南州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以及5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25个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占全国的七分之一。贵广高铁的开通，将带来大量的人流、信息流，以及带来现代文明的理念与生活方式。“藏在深闺”的黔东南古朴民族文化在高铁带来的现代文明冲击下，是同质化还是固守特质，黔东南州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规划。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黔东南州的黎平县是全国侗族人口聚居最多、侗族文化传承最具代表性的县，被称为“侗乡之都”。在高铁通车之后，黎平县政府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接待大量涌入的人流，更重要的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在保护古村落的同时推广民族文化旅游。打造核心景区，以及一条精品旅游示范线路，将黎平县多个具有各自特色的村寨串联起来，达到传统村落文化产品的差异性体验的要求。并以此为起点，循序渐进、纵深推进全县90个传统古村落保护和梳理。整合部门项目资金，梳理沿线传统村落水、电、路、讯、房、消防等基础设施，形成形态保护完好、公共设施完善、传统文化各具特色的旅游景点。

　　“随着贵广高铁建成通车，贵州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在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向建军在发言中指出：高铁极大地缩短了贵阳与珠三角的时空距离，快捷便利的交通将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迅猛增长，其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言而喻。在他看来，全省上下都在积极抢抓高铁带来的新机遇，赢得新发展。旅游业无疑是最先拥抱高铁时代的产业之一，高铁沿线以民族文化旅游为主导的地区更是热情高涨，确立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的战略，倾力打造民族文化特色旅游，打开山门，迎接四方宾客。有着“文化千岛”之称的贵州，是一块盛产激情和浪漫的土地。过去由于环境封闭，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保存着丰富而完整的原生态文化，沿袭着悠久的本土文化传统。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不同的语言、服饰、节日、信仰、习俗，构成了色彩缤纷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各具特色的民族村落星罗棋布，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多年传承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悠然自在的农耕之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承载着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因，是人们寻觅“乡愁”的理想之地。著名学者余秋雨对此的评价是：以敬畏来崇拜自然、以美丽来回答苦难、以微笑来面对陌生、以平静来选择传统，用精神价值诠释了原生态的人文意义，是没被污染的本真的文化。

　　民族文化的传承挑战

　　去年12月26日，在“贵广高铁通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事件下，我省的文化专家、学者以历史文化的视角，解读了这一历史性事件对于贵州经济发展和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发展的重要意义。

　　“贵广高铁通车及其贵州立体快速交通新格局的形成，不仅对于贵州具有新时代的意义，而且对西南乃至中国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曹端波认为，道路建设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路”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联结在一起,必然产生新的文化交融和社会变迁。贵州建省在于贵州作为道路的重要性,没有“贵州”,就没有“西南”。

　　“高铁的确可以在相隔上千公里的两地之间，实现朝发夕至或夕发朝至，将区际间的交通转变为类似城市内部的交通，游客心理距离大大缩短，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在省文联原副主席何光渝看来，贵州旅游应对得如何,至关重要。他说，高铁提供的“快旅”,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来得快;二是去得快。高铁既可能为沿线旅游景区输入更多的客源,但也可能让客源流失得更快。现在有一种“慢游”的趋势,即:把旅途作为假期来享受;了解当地的文化;将时间用于放松身心;将对旅游目的地环境和居民的影响降至最低。也因此,“慢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会更加挑剔,不仅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独特的人文风情,还要有适合于“慢游”的服务和设施,能够提供一段充满意义的人生体验。因此，如何让“慢游”不至于变成“快游”，并让让“快旅”与“慢游”相得益彰已是贵州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

　　高铁也将极大地推动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催生文化、旅游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因此,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走进高铁时代,将对贵州的文化、旅游带来什么影响,我们要迎接有哪些挑战?积极把握好哪些发展机遇?”　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幼琪指出，高铁将带来的人流、信息流、技术流、资本流、物流，首先会对贵州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对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生态文明的建设带来严峻的考验。

　　“贵州民族成分之多,居全国第五位。众多的民族与他们文化的细分构成了贵州文化的复杂多样,多元文化的特征极其明显而个性化:建筑、服饰、饮食、婚俗、祭祀、节庆、艺术等等方面,都异彩纷呈。”有专家认为，许多民族文化不仅组成了贵州多元文化,而且是文化中的一个个闪亮点，在我省的自然保护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多数都是分布在村、镇之中,贵州已成为当下国内外旅游的理想目的地。而贵州旅游资源的核心价值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特别是贵州的乡土文化,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记忆活体。而在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沉淀其中的文化底蕴已越来越凸显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说，贵州已对人类作出了一种独特的、也许将来被充分认识的贡献。因此，贵州“留得住乡愁”的生态文化底蕴，才使旅游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贵州优秀文化价值的输出，将在产品创意和产品生产流通领域中创造不可小觑的价值。

　　“贵州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民族旅游也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因此，在进行贵州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加强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采访中，有不少专家指出，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部旅游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贵州民族历史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贵州民族旅游开发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是贵州民族旅游开发在给民族地区带来积极的影响的同时，也会给民族历史文化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趋利避害应对新常态

　　“高铁时代对贵州民族传统文化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既有积极的一面，但也会对贵州民族文化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处理好贵州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将有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采访中，专家们罗列了高铁对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将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使贵州传统的民族文化被同化;使民族传统文化商品化;使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价值观退化

　　“高铁的开通，不可避免地会对贵州民族文化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引起民族文化的变迁。”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教授著文指出，民族文化变迁的方向却是可以引导的。如果民族旅游一旦开发到哪里，哪里的传统面貌就会急剧改变，从衣着、建筑到生活方式都迅速地与外来者趋同,那么，该地对旅游者就不再有吸引力，等意识到变迁的文化对旅游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再采取任何措施恐怕都已为时太晚。贵州民族地区要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对旅游对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给以足够的重视，加强对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保护。在开发贵州民族旅游的过程中，一定要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将旅游开发对当地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使旅游与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民族旅游业。贵州民族文化是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对它加以保护，对贵州民族地区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省积极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和特色产业，少数民族原生态旅游受到更多人的喜爱。旅游开发不仅给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发展，也使当地群众摆脱贫困，走上致富之路，同时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交流和保护。”在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在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向建军在发言中指出，旅游业发展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大量投资者和游客的蜂拥而至也使得少数民族特有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年轻人纷纷外出也使得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传承失去基础。一些地方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导致民族服饰、首饰、工艺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过度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原本宁静的村落充满了喧嚣，有的民族村寨逐渐成为徒有其表的商品卖场，丧失了原生态的美。一些地方为迎合旅游者的好奇心理，民族文化的呈现表面化、庸俗化，旅游产品同质化，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

　　“原生态民族村落和文化的改变和消失,意味着历史文化痕迹的消失,人们就缺少了对历史的触摸感,同时失去的还有附在其中的文化之魂。与有形的文化相比，原生态的民族非物质文化的消失更是不可逆的。”向建军认为，贵州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源，对贵州民族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高铁时代，我省的经济发展、旅游开发，更需要文化的自觉，更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传承好民族文化。”在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向建军通过提案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要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政府要注重规划和管理，不能以牺牲文化生态环境为代价，要考虑文化的传承性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要实现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使各方都能从中受益，才能在发展旅游业与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之间找到平衡点和契合点，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第二，增强文化自觉，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内生性保护与发展。文化是根植于社会并由人来继承和传袭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活态”的文化，当地群众才是保护和发展文化的主体，他们的文化自觉是实现文化保护、传承的关键所在。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扶持，大力培养非遗文化的传承人，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发展意愿，尊重他们的选择。只有真正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所在，才能做到文化自觉和自信。民族文化保护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而实现内生、永续的保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