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鱼水一家亲——中央红军在黔东南

□张中俞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取胜的法宝之一，即为走群众路线——实现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维护群众权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是执政要“为民”。中国共产党要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切实改进工作作风。为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从当年红军的“为民”工作中，可以看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政治优势。共产党军队能打败数量和装备都优于己的国民党军队，靠的就是得民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中，党和政府也要坚持以民为本。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35年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时说：“党、团、工会及群众组织，都派优秀地方干部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做群众工作。……以下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1)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2)党的正确领导。(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80年前，中央红军能顺利通过黔东南(即贵州东南部，后同)民族地区，得益于成功的“为民”工作——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民族风俗信仰与生活习惯。历史上，这里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民风淳朴。《萧克回忆录》载：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国民党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共匪、共匪”，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我们纪律好，就不怕我们，但称呼照旧。我们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盛情地说：“你们好!你们共匪好!”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前，国民党诬蔑红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头长八只角、专吃脑花和小娃”，造成巨大心理恐慌，群众工作难度很大。“累弯脊梁、愁断饥肠”的各族百姓，害怕“兵过如水洗”，纷纷藏物闭户、弃家出走，遁入山林。

　　但百姓躲得并不远，毕竟牵挂家园，就在暗处密切注视着红军的一举一动。据裴周玉(军委教导师特派员)回忆：“湖南、贵州地区的少数苗族，曾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种族歧视，受到残酷的剥削与镇压，使他们同汉人及军队有一种严重的对立情绪。他们受到国民党及其特务欺骗煽动后，把国民党糟蹋、屠杀苗族人民的罪恶加在红军的头上，视红军为仇敌。因此，一些受骗的苗族同胞，在个别反动上层头头煽动下，只要听说红军要来，男女老少就逃进深山……。”从《彭军团长二三事》得知，彭德怀曾说过：“这里是新区，老百姓还很不了解我们红军的政策，他们还把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看待。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特别注意遵守群众纪律。”罗荣桓(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曾对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骅说：这里是苗族聚居区，告诉大家千万要注意纪律，不要拿群众的东西。群众不了解红军，也听不懂我们的话，若他们看到我们就跑时，我们不要追，也不要喊，更不能开枪。我们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宣传群众……可见，越是困难时刻，红军越要严守纪律，用实际行动来感化百姓，赢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在明、清、民国时期，贵州的苗族、瑶族、布依族、壮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毛南族、仫佬族、彝族、土家族等被统称为“苗”，如“硐苗”即为今之侗族。

　　长征进入多民族聚居的湘桂黔交界区后，党和红军即高度重视民族问题，陆续出台民族政策并严格执行。赵镕(九军团供给部部长)曾记载：“要教育部队严格执行我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都是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我们必须予以尊重。……现在我们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绝不能欺负或歧视少数民族，我们要争取他们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骨肉、亲兄弟、亲姐妹。”红军总政治部于1934年11月底在桂东北颁布《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傜(瑶)民的口号》，提倡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反对国民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等。

　　《红军在黔东南》指出，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总政治部通告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民族政策、遵守革命纪律。12月12日，朱德总司令在黎平洪州分县牙屯堡的一块茶油山地里，向政治保卫团指战员作指示：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后，我们既要遵守群众纪律，又要执行民族政策。历代统治者称贵州为蛮夷之地，居民多数是少数民族，他们受苦最深、生活最苦，是红军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少数民族的礼俗不尽相同，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在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据《长征：细节决定历史》载，毛泽东在黎平告诫大家：“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了解我们，再加上敌人的反动宣传，见了我们都躲起来了。要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就得用我们自己的行动，行动是最好的宣传。”《张震回忆录》说：“由于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行军，部队十分注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12月21日，为贯彻黎平会议精神，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总政治部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继续在部队中进行严肃纪律的动员，更加改革与居民关系，严厉的向一切破坏纪律、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明确的执行本部对苗、瑶少数民族的指示。”还提出“加紧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等口号。12月24日，总政治部在剑河颁布《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其中要求：“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

　　如今，有的党员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扑”向公众的人，心中装的不是群众：自认为可以代表群众、主宰群众，损害了群众利益，从根本上脱离了群众;有的党员干部，看不起群众，认为群众无知不讲理、野蛮不文明，是刁民，从内心拒绝了群众;有的党员干部不关心群众，从感情上伤害了群众等。

　　在民族地区筹粮难度很大，百姓由于穷困、受到汉苗世仇影响、或被蒙骗等而对红军实行坚壁清野。进入黔东南后，针对村里寨中大多人去屋空的现象，从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中抽出近10人组成军委纵队先遣队少数民族工作团，由贵州三穗人、军委总部队列科科长杨至成负责，重点做红军驻地周围村寨的群众工作，用民族语言喊话动员百姓回家。一口地道的本地话能使亲切感陡增，可快速而有效地拉近距离，群众工作容易接地气。由于红军指战员与群众心贴心、面对面地开会宣传、交流沟通、发放财物等，群众工作颇有成效。

　　覃应机(长征初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主任科员)在《硝烟岁月》中写道：“从广西资源到贵州黎平，一路行军，所到之处几乎看不到一个老百姓。原来，这一带群众历来害怕兵勇，国民党反动派在我军到来之前又作了大量的欺骗宣传，男女老少都躲进山里，不敢回家。所以，我的工作主要是找老百姓。这一带老百姓多讲土话，不懂汉话，我家乡的壮话和这里的土话相通。因此，罗局长特意调我来上山喊话，解释我党我军政策，消除老百姓的顾虑，动员他们回家。”

　　为做好群众工作，一是长征中的各军团成立中央地方工作团，二是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加强民族地区群众工作。罗明(长征初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协理员)回忆说：“地方工作部所做的工作约有下列方面：一、督促和帮助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对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军阀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帮助人民翻身解放的道理;三、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粮食和盐巴，分配给工人、农民及其他贫苦群众;四、红军队伍行军经过田埂小路有时踏坏禾苗，我们立即用光洋补偿农民的损失，农民极为高兴并表示感谢，当地农民帮助红军带路和送情报，我们给予表扬和送光洋作酬劳;五、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对各民族平等相待，互助团结，尊重当地苗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住兄弟民族人民的房屋，即使下大雪也在户外空地搭棚宿营;六、当地农民自愿当红军，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并帮助其家属安排生活等;七、救济被军阀豪绅地主迫害的难民;八、安置重伤员到工农群众家里掩护疗养等等。”

　　中国是礼仪之邦，送份见面礼乃人之常情，可表达诚意。在黎平，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指战员准备一样东西，作为首次到贵州给少数民族群众的见面礼，以密切汉苗关系、军民关系。于是，大家都纷纷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送给当地百姓。廉臣(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留下了毛泽东在剑河给苗族群众“送温饱”的感人记录：“赤军以民族平等、解放苗家、反对贵州军阀压迫苗家等之宣传取得苗家之拥护，……如赤军在黎平时，政治部即通告各部队，在苗家区域中绝对遵守纪律，并叫赤军兵士每人备一件东西送给苗家。”“当我等行经剑河县附近之某村落时，见路边有一老妇与一童子，身穿单衣，倒于路边，气息尚存。询之，始知为当地农家妇，秋收之后，所收获之谷米，尽交绅粮(地租)，自己则终日乞食，因今日气候骤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卧路旁。正询问间，赤军领袖毛泽东至，告以老妇所言。当时毛即时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单一条，授于老妇，并命人给以白米一斗。老妇则连连道谢含笑而去。”成仿吾(长征初红军总政治部干部)在《长征回忆录》中说：“红军总政治部命令全军加强群众纪律，并号召每个指战员给苗、侗族人民一件礼物。把没收豪绅的粮食衣服等分发给他们……。”戴镜元(长征初军委总部二局党支部书记)在《难忘的岁月》中说：“黎平老百姓绝大部分是苗人，红军总政治部号召，每个同志送一件物品给苗族兄弟，作为我们第一次到贵州送给苗族兄弟的礼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己穿用的衣服、毛巾等物送给他们。他们得到了这些礼物时，眼睛里都放射出感激的光芒。有的苗族兄弟拿到这些东西，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含着泪花，很久很久说不出话来。”

　　走群众路线不全是简单的送温暖，要求领导干部做群众贴心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排群众之所忧，解群众之所难，真心实意为群众做实事。

　　长征在黔东南期间，红军宣传员们抓紧时间，在沿途写标语、发传单、开会、送钱物等，宣传革命真理，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宣传是心理战，在国民知识水平普遍低落的年代，口号和标语对于提振民心士气具有莫大的力量。15师师长彭绍辉在日记中记道(在黎平)：“十二月十七日……师向各团发出指示，要求严格尊重民族习惯;遵守群众纪律，秋毫无犯，做好宣传工作。”

　　大军过境后，尽管大部分红军标语被反动派处理了，但传播的真理却铭刻在群众心中。据记载，红军留在黔东南的标语有：(在黎平)“武装起来，行动起来，要打倒土豪分田地!”、“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成立全国民众反日战争的民族统一战线!”;(在锦屏)“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各族兄弟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在台拱)“红军是苗瑶的军队!”。萧锋12月27日的日记：“打下施秉后，我们派出宣传队进行宣传，街巷里写满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援助少数民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标语。”

　　受到群众坚强支持的政府和军队，总是以维护群众权益作为地方工作的出发点。1934年12月中、下旬，总政治部在黔东南地区曾多次召集群众开会。在黎平城荷花塘召集有数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性质、纪律等，散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等宣传品，斗争地主，分发豪绅浮财等;在剑河县政府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数百参加者共分得谷子24000多斤、被子50多床、棉布80多匹、食盐几百斤，以及不计其数的其它东西;在台拱县衙门口召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将土豪劣绅浮财当场分给群众;在镇远县城仁寿宫召开挖富济贫大会，参加的农民、店员及贫民等在分得财物后，个个扬眉吐气;在黄平县城老中学门口的操场上召集群众大会，将没收来的土豪财物分给穷人。

　　易被反动宣传所蒙骗的善良群众，也容易为党和红军所争取。在听其言、观其行后，群众纷纷返家接近和帮助爱民的红军，如经商、舂米、带路、赠草鞋、当挑伕、送情报等。据传，能歌善唱的百姓用山歌欢送红军离开黎平鳌鱼嘴：“身好心好是红军，纪律严明得人心，不拉伕来不派款，专打土豪济穷人!”

　　革命的发展，离不开红军队伍的壮大。长征路上，红军处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席不暇暖，扩红工作也只能见缝插针地去做。梁必业(长征初一军团政治部总务处技术书记兼政治部指导员)回忆：“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派出一些青年积极分子，到地方青年中开展参加红军的宣传，尤其是找那些出身贫苦的工农青年进行宣传，提高他们对红军的认识，自觉参加红军。”群众都躲起来了，向谁宣传革命道理去?袁光(八军团无线电队政委)回忆：“……在反动派的欺压下，苗胞们只能向山高林深的地方躲避。大概是因为他们分不清红军和反动派的区别，听到红军来到的消息，也同往常躲避汉人一样，在山上藏身了。……在苗山上，连个人影都找不到，又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呢?……”长征所经地区的群众基本没受到革命影响，极易听信欺骗宣传;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汉苗隔阂乃至对抗心态根深蒂固，使红军难以接近当地百姓。沟通无法进行，扩红怎么完成?

　　尽管困难重重，但红军通过严守革命纪律、执行民族政策、打土豪分浮财、真心为民做好事、办实事等，逐渐赢得了民心，长征沿途不断有人当红军。甚至有部分当向导、挑伕的青年，转当了红军。他们既在数量上补充了红军，又熟悉当地的环境、道路、风俗习惯和民族语言，给红军的行军、作战、宿营、生活、民族宣传等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魏国禄在《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中说：“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加上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处处为穷人着想，真正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所以许多青壮年都自动报名参加工农红军。”一军团1师3团党总支书记萧锋在《长征日记》中说：(在黎平)“十二月十五日……九连在苗胞区扩大四个新战士。”“十二月十六日……这两天，全团扩红七十五名。有许多苗胞参军，他们熟悉环境，熟悉道路，使我们行军、宿营、生活都更方便了。”“十二月十七日……在鳌鱼嘴，七连扩红四名，都是苗胞兄弟。”(在锦屏)“十二月十九日……二连在河口镇扩了五个新战士，都是苗胞。”赵镕在《长征日记》载：12月21日，(在剑河)“……到晚间就有168名苗族青年报名参军，由政治部负责将他们编成一个新兵连。”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锦屏婆洞者蒙，在寨内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使杨和钧受到感动和鼓舞，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他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了2个红军伤员。其中1人伤愈后去追赶队伍，另1人留下继续养伤却不幸被反动派杀害。为此，他悲愤欲绝，作《板壁上的指南》哀悼。之后，他外出寻找红军，又在家乡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他不幸被捕杀害。1986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5年3月，一份贵州省政府训令指出：“朱毛大部东窜后，落伍余孽尚存，遂容纳土匪(如扑台拱之股匪等)共计四、五百人，扰乱榕(江)、台(拱)、剑(河)边一带。……自思黎、榕毗连湘桂，为黔南要区，而山深壑险，匪多潜集。”可见，有不少红军落伍人员留散在黔东南。其中一支小分队在黎平育洞人邓月波协助下，在育洞、色边(1941年划归榕江)等地积极活动，发动群众，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后遭反动武装镇压，邓月波及落伍红军被杀。

　　综上所述，红军的“为民”工作之所以富有成效，是因为始终深入群众得民心。大到制定民族政策，中到为民免费治病、赠送礼物、损坏赔偿、公买公卖，小到为群众挑水、扫地、劈柴、喂牲畜等，事无巨细，无不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群众的真心理解、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对红军长征能够一路穿州过府是至关重要的。红军来自人民，与人民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军民鱼水一家亲!

　　得民心者，得天下!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长征的启示一目了然。它对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永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更好地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