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三堂

——贵阳旧事

龙志毅

　　华丽转身的兵政礼堂

　　近些时日，每次路过小十字，我都要伸头瞭望“兵政礼堂”的所在。但它整个地消失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列闪光的玻璃橱窗，橱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从左沿开始一直延续到民生路。它已在市场中新生，华丽转身，成为时代的标志，可以说目前的商场，正是昔日“兵政礼堂”的今生!至少大门如此。

　　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期，我曾在礼堂住过几年，是几年?何时?记不清了。在贵阳市出版的《见证》一书中，有我一篇文章，叫《正新街二十二号》，里面说到团省市工委在正新街办公时，宿舍是背靠铁局巷，面对省府路的“光浴大楼”，却也如此。1951年的三月，我去了贵筑县白云区蹲点。直至1955年初，中间回来过几次(半年多)，不是开会，就是节假日。那时单身一人，简单的行李都跟着我到了白云区。临时回单位自然不带它，叫住哪里就住哪里，也不在乎这些。光浴大楼之变成兵政礼堂，大概就是在这一时期。那时的兵政礼堂，可以肯定是原汁原味的，最多进行了一点小修小补。在我的记忆中，兵政礼堂面朝小十字，门面不算宏伟，但很宽，有人进的小门(小门是套在大门框上的)和车进的大门，进得门去，有一个可容纳上千人站队的操场。团省市工委的同志经常在那里打球娱乐。中间耸立着一栋纯木结构的屋子，这就是礼堂了。采光不好，里面很灰暗。礼堂旁边(左侧)，有一栋同为纯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这就是宿舍。女同志住楼上，男同志住楼下，全是双层床。到了1955年初，因为要结婚，便分配我住进大门的左侧。一进大门的两侧各有一排平房也许是后来修建的我结婚时分到的是左侧的一间，面积大约二十多平米。隔壁还有一间略小的屋子，是两家共用的“保姆屋”。婚后，慎真又在省委农工部分得观风山脚一间房子，生孩子时遂没用这间“保姆室”。对面，即左侧一进大门，有几间房子。第一间住的是当时团省委的二把手陈侠。作为《贵州青年报》主持工作的副总编，我去过他家也不过就是一间窄长的屋子隔成前后两间而已。我的隔壁是团省委打字员潘萍所住。她的丈夫在省委组织部，叫汪艾苗。每当他一回来就热闹了，我们可以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听“隔壁戏”，一清二楚。可见当时在住的问题上，干部之间没有严格的等级区别。

　　前面已经说过，兵政礼堂大门上有人过的小门和车过的大门。作为团省工委宿舍的那些年，正值五十年代之初，社会治安较好。小门大门终日开着，便于团省市工委或其它单位的干部来此打球。那时团市工委已经迁离正新街，但不远只一箭之遥来往很方便。只有到了节假日，特别长假，如春节，才在大门口烧一炉煤火，设双岗，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找人方便。其实也给我辈单身青年以聚会的最好时机。十几人、甚至二十几人，围炉而坐，一边烤火一边侃天说地，其乐融融。门外的环境就一言难尽了，左侧靠贵阳电影院方向，是一座茶楼，二层或三层，记不准了。有一次我从乡下回来晚了，提着两个温瓶去冲开水，只见楼上楼下客满坐，嘈杂异常。靠大门的右侧直至一个巷子口(民生路)，大约一百公尺，全是摊点，以卖豆浆油条者为主。本来身后就是家室，摊主们却将制作和营业都摆在门外的街上，以此招揽客人。最初的几年正逢半供给制，一日三餐自有食堂供应。1956年开始食堂只供应午晚餐，摊点一下子变热闹了。特别是住在兵政礼堂内团省工委的百多名干部还有非团省工委干部的家属们，一出门便是豆浆油条摊，何必舍近求远?当时贵州日报(新黔日报)也在大十字附近，记者们早上也经常跑来吃油条，熟人不少。对面是几家面馆，以卖凉面的那一家最长久也最有名。

　　如此糟的一个外环境，它的保卫工作怎么做?令我联想到解放前的状况，兵政礼堂似乎是原名，顾名思义，就是议兵议政等大事的地方。国民党那些大人物，最后一任省主席是谷正伦，倒数第二任是杨森，在那灰暗的礼堂里，发表演讲和指示时，可否注意到了这难以保卫的外环境?改成薪给制前后，兵政礼堂(不包括宿舍)改建成挂牌营业的食堂，参加的大小单位有十多个。干部们不再是给什么吃什么，而是可以自由挑选了。团省委于1957年夏天迁到了延安路，便将原办公楼连同后院的三间改建为宿舍。1960年，慎真调农业厅，我们便搬家到了正新街二十二号(见《见证》)一住就是二十年，一直住到国防工办建了宿舍楼。并不知兵政礼堂是什么时候交出去的，怎样交出去的?只记得它归了文化部门。有一段时间，贵阳评剧团长期驻此并演出。我曾经去看过戏，那时的兵政礼堂一切依旧。它的华丽转身，当属近几年的事，也是市场运作的功劳。

　　消失了的建业堂

　　大约在现今省委大礼堂主席台的入口处附近，上世纪之初曾有一会堂建筑，名“建业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当省委大楼尚未建成时，省委的许多重要会议在此召开。那时我长期在贵筑县白云区蹲点，也去“建业堂”参加过印象极深的几次会议。一次是“三反五反”之后，“思想改造和交代关系”结束时，省委机关的党员、新党员、入党对象等二百来人。集体举行入党仪式后，有一项交流经验，由各单位做党的工作干部上台交流。团省委专职党务工作者为王林英，河南省人氏。她是省委主持工作的副秘书长闫学增的妻子。她由于年轻，不善于在众人面前发言。上台后手拿几份入党志愿书直挠桌子，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弄得很尴尬，坐在台上的丈夫看着她直笑。掌握会场者及时采取措施。她在笑声中红着脸下了讲台。大约在1953年的秋天，省委在建业堂开了一次农村互助合作重点工作会。除省委的重点白云工作组外，各地及部分县的重点也参加了。如遵义专区的三岔乡，安顺专区的华严乡和贵定专区的定南乡等等。做主题报告的是管农村的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申云浦。申老尚有才子之称，善于演讲。那天他足足讲了一整天，因为开的是重点工作会，他讲话的第一部分便是“先进典型”问题。从先进典型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性讲起，一直到如何培养先进典型，培养先进典型应注意什么等等，洋洋洒洒讲了三个多钟头。在讲到培养先进典型要注意什么时，他顺便烧了贵筑县一把火：“不要像贵筑一样，头天表扬，第二天就进了公安局!”虽然没有作详细解释，但“进了公安局”意味着什么?全体到会人员都猜出来了，理所当然地迎来一片笑声。当时作为重点县的贵筑县有名的女书记(全省唯一)王枫也坐在台下，离我不远，周围的人都回头看她，她只是笑了一下，脸色既不发红也不发白，更没有当场申辩。这事我知道：就在那年春天，贵筑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内容之一也是表扬先进。重点表扬之一是金华区(五区)的一个姓张的驻村干部。除了本人在大会发言，还有许多乡干部上台补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乡干部补充说，有天晚上他们两人(也是乡干)和张XX下村，回来时碰上瓢泼大雨，三人中只有张带了一把雨伞。但他坚决不用，把伞让给了两个乡干，自己找了一蓬稻草顶在头上，结果全身湿透。各区委书记也奉命纷纷上台作对比发言。有人说张XX是一把尺子，用他同我一比，我连一寸也没了等等，引起了全场的轰动。但第二天或当天夜里，张XX却被县公安局带走了。据说是一个工人去会场上开水，发现解放前贵阳市XX区的区长怎么在大会上发言呢?遂报告了上级(不知是县委或公安局)，县里却始终未作任何解释，也不知结果如何?

　　记得重点工作会的那天中午，饭也是送到会场里吃的，王枫和周围的(多为农工部干部)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再没有谁提到那件令人不愉快的事。那时实行半供给制，会议伙食单开，在会上管总务生活的是农工部的顾力行，他很能干，不仅伙食很好，还略有结余。他将剩余的钱买了饼干和点心，送到小组讨论会上供大家休息时品尝。不知他是顾祝同的什么人，受了牵连，后来被贬至黎平县一个侗族村寨当农民。他和那里的侗族姑娘结婚生了孩子。一晃眼若干年过去了，粉碎“四人帮”初期，他来过一次贵阳。不是来要求平反，而是来看望老朋友，他也到我家来过。整个体态和语言都变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年农民。老朋友们对他的平反和干部身份看得很重，他总是满不在乎笑笑说：“在农村生活惯了，都一样，算了吧!”

　　贵州解放后最大的冤案之一，“申刘事件”，我也是在建业堂听传达的。传达者为时任省委秘书长褚振民，听众是省级机关县科级以上干部。他谈得很细，使听众留下深刻印象。“申刘事件”的结果是：申云浦由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降为山京农场副场长。刘钊被一撸到底，由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团省委第一书记(汪行远为主持工作的第二书记)降为安顺某部门工作员。其家属也受到了牵连。乃至到了八十年代，我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时，中组部一位副部长还给我打招呼，要为刘钊妻子彻底平反，这是后话。

　　总之，省委大楼未建成之前，建业堂曾经有过辉煌，自大楼建成后，一些重要会议(如常委会及其扩大会等)，才迁至大楼三层大会议室召开，建业堂逐渐冷落。后来在其基础上建了省委大礼堂，再后来又对礼堂重建，现在的省委大礼堂，如果从建业堂算起，已是第三代了。

　　名存实消的南明堂

　　刘隆民先生在他的《话说南明堂》一文中，对它的前世今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只补充一点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在我的记忆中，南明堂即南明公园。南明堂这一片地方因为有了南明公园而得名，如今南明公园没有了，这一片地方依然叫南明堂，像一个小孩，父亲给取了一个名字，并不会因为其父的存亡而改名，是一样的道理吧!就我而言，知道南明堂，是从南明公园开始的。

　　1950年冬天，我由当时的大区调贵州团省工委，团省工委正在开青农会做总结。第二天全体省、市团工委的干部休息，下午便有组织地去游南明公园。那时的公园里有一座建筑就叫南明堂，是公园的中心，不仅卖茶水，还卖瓜子、葵花等小吃。在靠近河边的地段，有一个升旗台似的小平台，台后几株合抱大树。那天机关买来许多“金钱橘”，堆放在小平台上，任人取食。经过同在重庆学习回贵州的同志渲染，我们云南来的十来个同志，成了“能歌善舞”者，一再被哄出表演。在记忆中，那天并没有喝茶，跳够唱足，玩了一会公园便回来了。

　　后来我参加了各种活动又蹲点，一去便是四、五年，再去南明公园时，已经到了1955年，那时我在《贵州青年报》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编并已成家。每逢星期日，便约上几个好朋友到公园的一个角落饮茶谈天，临吃饭前慎真先回家一步做准备。到时每人一碗汤面，有时是肉汤，有时是鸡汤，逢年过节还能吃到兴义名点“鸡肉汤圆”。

　　平时我们吃完晚饭，便散步到公园品茶以待月出。真乃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月亮终于慢慢地从东山升起，肉眼看去，它表面一如既往，有许多黑影，像人也像树，令人想起了嫦娥奔月、吴刚和桂的故事。待到踏月归家时，往往已是十点过或十一点钟了。

　　那时的南明公园里什么游人都有，机关职工，市民(都着列宁服以示时髦)，还有专业工人，他们将各种花草编织成许多鸟兽形象供游人观赏。扩充后的“东园”我也去过，那是1955年。后来到了延安路上班，又搬家至正新街，一晃眼十多二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去过南明公园。待我进入省委重返南明堂时，这块休闲胜地的南明公园已经不复存在。我想南明公园被取消的原因，主要是建省委大楼时占了部分园区，后来又往河边延伸修建了两栋大楼，左边一栋供组织部、纪委使用，右边一栋供宣传部、统战部使用，这样便使得公园无存身之地，刘文提到冠洲宾馆，确也是事实，但建宾馆时，公园早已不复存在，荒地一片而已。应当说，南明公园之所以被取消，主要是它“生不逢时”，当时自上而下，只注重发展，对生态环境不大在意，否则省委会想方设法(如往高层发展)，让这块归职工和人民休闲宝地留存下来的。

(作者系省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