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外国传教士在黔东的活动(下)

□文/图 杨涛声

　　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二十七年间，基督教在黔东地区，尤其是专署所在地镇远的传教活动从未停止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镇远设立基督教总堂，下辖锦屏、黎平、玉屏、石阡、印江、旧州、炉山等支堂。1944年还成立了贵州省国际救济会难民服务镇远站。1947年，德国人高德皋和新西兰人黎威廉牧师及夫人先后抵镇远传教。高德皋因与镇远国民党反动官员相互勾结，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违法犯罪活动，于1950年被我人民政府逮捕后驱逐出境。从事正常传教活动的黎威德夫妇于同年秋末离开镇远回国。黎威德临行前将镇远基督教一切事务移交给了江苏籍教徒童得主。没有洋教士掌控的基督教在童的维持下一直延续到镇远解放。

　　基督教同天主教一样，在黔东地区肩负传教使命的全都是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欧、美、澳的洋人传教士。在各个历史时期来华传教的众多传教士中，有一人学识渊博且极富传奇色彩。他的名字叫鲁道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

　　关于勃沙特其人其事，《镇远县志》、《镇远宗教志》都有记载。1897年勃沙特生于瑞士，幼年随父母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从小聪慧睿智，勤奋勇敢，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遐想。1907年秋天，一名英国传教士从遥远东方的中国回到曼彻斯特，在向人们讲述中国这个神秘古国的奇闻奇事后，引起了少年勃沙特的极大兴趣。他开始向往中国，并暗自苦学中文，从有关书籍中了解中国的地理状况、社会形态和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知识。1922年，经过十余年充分准备，25岁的青年勃沙特受国际教会组织派遣，毅然离开家乡和亲人，远涉重洋、风尘仆仆来到中国上海，立即奔赴西南边区贵州省境内的黔东中心城镇镇远传教，担任镇远基督教会牧师，取中文名薄复礼。他在镇远一呆就是12年。这期间，他严格遵循传教宗旨，竭力宣扬基督教义，同时以各种方式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其足迹踏遍苗岭、武陵山区的二十几个城镇，受到广大教友和信众的尊崇和爱戴。1934年9月下旬，勃沙特去省城贵阳参加贵州省基督教协会会议。会后返回镇远途中，于10月1日傍晚来到黄平县旧州基督教堂住宿。当天恰逢勃沙特来黔传教12周年，好友旧州基督教澳大利亚籍牧师阿诺利斯·海曼(中文名陈国荣)，特地为勃沙特准备了丰盛晚餐以示祝贺。第二天清晨，陈国荣等人为勃沙特返回镇远一路送行。

　　10月2日是一个特殊而奇巧的日子，历尽千辛万苦、举步维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长征入黔抵达旧州。勃沙特行至离旧州10里地的太翁堡时，突然被埋伏在山林中的红军战士抓住，将其押送至设在旧州东门街天主教堂的军团司令部。红军战士将勃沙特及其身上搜到的唯一物件一张约一平方米大的外文地图一并交给了军团长肖克。肖克一见地图便兴奋至极，如获至宝，知道这是一张目前最急需的贵州省地图。但遗憾的是，此图是一张外文图，文字地名全然不知。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洋人传教士身上。惊魂未定的勃沙特视红军为赤匪，自知落入匪巢凶多吉少，性命难保。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年轻英俊、着装俭朴的红军高级将领肖克亲自接见了他。此人态度和蔼，语重心长，在阐明红军性质、革命目标和政策法规之后，诚恳地要求勃沙特帮助红军将地图外文翻译成中文，并承诺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深受教育感化的勃沙特很快打消了疑虑，对年轻将军心存感激和敬佩之情。在微弱的烛光下，肖克与勃沙特对着地图边指边划，边讲边译，二人配合默契，心领神会，把贵州全省，特别虽黔东地域的山岭、河流、原野、城镇、乡村等名称，由法文全部译成中文。他俩整整熬了一个通宵，终于完成了这项事关红六军团前途命运、复杂细致而又艰巨繁重的工作。黎明前肖克安排勃沙特睡在舒适的躺椅上，守护他的红军战士却睡在地板上。红军平日不仅没歧视他，反而在生活上对他特别关照，这使得勃沙特逐渐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认定这支军队绝非“土匪”，而是懂得情感、能够打胜仗的正义之师。勃沙特在关键时刻毫不隐瞒的无私帮助，给这支茫然无措、前途堪忧的红军队伍找到了准确线路和行动方向。若干年后提起这段经历，肖克感慨地回忆说：“得到这样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省地图，我们多么高兴啊!虽然在那以前，我们对传教士的印象不佳，但这位传教士(指勃沙特)帮我们译出这张地图，而且在口译时，边译边谈，提供不少情况，使我在思考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在合作之后，固有的隔膜无形地消除了。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至进入湘西，其间几年全是靠这张地图。”从第二天开始，消除疑惑的勃沙特紧随肖克率领的红军部队跋山涉水、穿越丛林，地征战在湘黔滇广大地区，过着极其艰苦和危险的军旅生活。这期间，他曾以镇远基督教会的名义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筹措资金，采购药品，收集信息;他曾捎信给湖南芷江开办医院的好友贝克尔为红二军团长贺龙的侄儿治病;他曾骑马或步行与红军患难与共，转战云贵，为肖克率部长征作咨询和向导。可以说，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为北上抗日而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中，参加长征的两个外国人值得铭记：一个是红军顾问李德，另一个是镇远基督教牧师勃沙特。

　　1936年4月上旬，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此时中共统战政策在红军中得到贯彻执行。为确保外国传教士勃沙特的人身安全和自由，经军团领导研究，决定释放勃沙特，并很快通知了他。勃沙特知道后既兴奋又踌躇，复杂的心情难于言表。4月11日，肖克、王震设宴为勃沙特饯行，作陪的有吴德峰、周素园和张振汉等人。席间，军团长肖克希望他悉心传教，决不能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军团政委王震叮嘱他要真实宣传红军不是匪盗，而是解救穷人于水火，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人民军队。宴会后，军团保卫部长吴德峰在部队经费极其拮据的情况下，破例给勃沙特10块大洋作路费，并派人护送他抵达昆明。红军这一仁义之举，使勃沙特万分感激，刻骨铭记。

　　勃沙特跟随红军长征，辗转湘黔、艰苦卓绝征战18个月的这段传奇经历，使他引以自豪，终生难忘。1936年8月，勃沙特集中精力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撰写成《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一书在英国伦敦出版。第二年又译成法文在瑞士出版，引起西方宗教界和社会各阶层的极大轰动。1978年应英国出版商之约，他又重写这段传奇故事，并定名为《指导的手》，不久又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发行。他在书中说：18个月的艰难困苦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他真诚地盛赞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战无不胜的神奇而伟大的军队。他在书中描述的亲历所见和生动事迹客观而公正，震惊了西方各国，澄清并纠正了当时许多人对中国工农红军的误解和偏见。这无疑是勃沙特当时对中国革命所作的一大贡献。

　　1936年10月，勃沙特在瑞士小住两年后，又于1939年返回中国贵州盘县传教，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才因中国未加入联合国不能传教的缘由离开贵州回到故里英国曼彻斯特。从此他再也没有来过中国。然而，肖克将军和中国人民并未忘记这位当年与红军生死与共的外国传教士。1984年秋，肖克出国访问途经法国，委托中国驻华大使寻找勃沙特。1985年，经多方努力肖克终于与勃沙特取得了联系。1986年，肖克亲自写信给勃沙特，称其为老朋友，并表示诚挚的问候。1987年，肖克又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纪念画册捎给勃沙特，让他了解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巨大变化。80多岁高龄的勃沙特每当收到肖克将军的信件和纪念物都激动不已，他深情地说：我在晚年能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倍感荣幸。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增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谊贡献绵薄之力。

　　据史料记载，从1847年至1949年100余年间，外国洋人到中国贵州以镇远为中心的黔东地区传播天主教、基督教的神甫、牧师，以及其他神职人员约计110多人。他们中除极少数披着宗教外衣，暗中进行间谍活动和违法犯罪恶行外，大多数都能遵循天主教、基督教的宗旨，依法正常地倡导和宣扬慈善仁爱的核心教义。它们不仅与其它宗教共同形成了我国宗教的多元化，丰富了宗教的文化内涵，而且把西方的科技成果、医疗技术、先进理念传到了边远的贵州山区，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对黔东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和助推作用。

　　(完)

长征时期勃沙特提供的贵州地图(外文)

勃沙特骑着肖克给的马随红军长征

修缮后的黄平旧州天主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