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场域的历史展示

——读土家族作家田永红的长篇小说《盐号》

□向笔群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乌江的律动深深地凸显着贵州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明清时期，随着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乌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明显的符号就是产生航运经济的载体——盐号。据有关专家考证：乌江流域的盐号曾有上百家，各自有其的兴衰史。“盐号”作为一种过去式的经济文化符号，成为乌江河岸的一段历史悠远的记忆。但是作为曾经的经济而起到至关重要发展的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在文学作品表现中却寥寥无几，田永红的长篇小说《盐号》算是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给我们展示乌江流域“盐号”内在的生存历程，通过书写盐号的故事，展示过去的乌江历史场域的社会形态。

　　作者在小说前言里说：以国家文物贵州省思南县周和顺盐号发展历程为原型创作。也就是作家的创作来自乌江流域“盐号”为原型，作品内容具有真实性的价值，当然作为文学作品，不能与现实生活里的人事对号入座。文学作品毕竟是艺术作品，不能与生活打等号。同时也不是生活的某种翻版，而是从生活中抽取具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写作元素。小说塑造从四川龚滩到思南的龚白虎开“盐号”作为小说主要叙述的路径，把乌江流域的广阔生活图景融于小说叙述的背后，把小说故事置于乌江历史文化的进程里考查，力图全方位地展示乌江流域的历史变迁，超出一般小说创作上的简单故事叙述形态，构成乌江流域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

　　“盐号”就是乌江油盐古道之川盐经营店，是乌江流域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典型产物。大多“盐号”只是经营从四川涪陵拉到乌江中下游河岸的“巴盐”。当然也有不少的盐号参与“川盐”的营运与其他乌江农产品的经营，也就是把乌江流域的桐油、五倍子、茶叶等产品运到涪陵，换回川盐。明清时代，在不产盐的贵州各地，盐比较金贵，甚至是一些家庭财富的象征。于是，乌江流域不少人经营“盐号”发家致富，如沿河的崔百万、肖百万与思南县周和顺盐号等就是典型的例子。“盐号”作为一种历史的经济符号语境淹没在历史的烟波里，而田永红就是从历史的碎片里，寻找小说创作的因子，通过人物的塑造把一个地域的经济符号展现出来，唤起人们对乌江流域的历史记忆。

　　小说表现时代清朝末期到民国抗日战争的一段极其复杂而战乱的历史背景下，乌江流域县城思南之“龚家盐号”的兴衰进程，把一个家族的命运与社会发展的命运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把家庭与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把官场与经济发展连接在一起，同时也展现了盐商与盐商之间的关系，有盐商勾结不法官员，尔虞我诈，或盐商勾结盐商打击对方，仿佛就是真实社会生活的历史再现，让人看到那个时期“盐号”生存的艰难。也让人看到了乌江人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勾勒了乌江风俗画，让人回到悠远的历史场景里流连忘返，仰望着乌江强大的历史动力与乌江历史曾经的脉动，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巧妙地粘连在一起，构成了宏大的小说的铺排经纬。一个家庭命运的几经沉浮，几代人多舛的命运，最终认识到有国才有家，龚氏后代从戎抗日，完成一个家族命运的书写。小说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了乌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态，凸显乌江流域各色人们的精神面貌。小说从下水经营桐油、茶叶，上水经营盐巴的乌江传统的经营模式进行经济层面的书写，实质上表现了19世纪中后期到民国时代乌江流域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这种经济在夹缝生存的艰难历程，遭到官方土匪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挤压，民营经济面临十分困难局面。小说一方面展示了乌江流域经济的缓慢颤变，另外一方面又揭示了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命运唇齿相依，家族与国家的命运相互的链接，经济发展往往与政治局面是休戚相关。

　　龚白虎作为贯穿小说里的主要人物，白虎这个名字有一定的象征性，白虎崇拜是土家族人的习俗。白虎是土家族人崇拜的英雄。我想，作为土家族作家的田永红肯定有这样的寓意。龚白虎有乌江普通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同时又有乌江汉子的狡黠，也有传统的土家族人的耿直，也有诚信的传统商人的品质……属于小说里的典型人物形象，有着复杂的人生经历，代表一个时期乌江流域人物的多重性。小说里表现龚白虎与梅梅的爱情，也表现了龚白虎偶然的机会救了“号军”头目的性命，莫名其妙地被人送来一船盐作为报答，传奇的因素在小说里体现，同时也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心态：好人有好报的良好愿望。龚白虎作为一个外乡人，靠他的精明与诚信、吃苦耐劳而在异乡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其实就是反映一个时期乌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靠自己的真挚赢得爱情，靠自己的诚信赢得财富，但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磨难与艰辛。盐号成长的曲折经历充分表明，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之下，民营经济的脆弱性。显而易见，家族史其实就是一个地方的一段发展史。优秀的作家往往是通过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表达一个地域的变化，把一个家族放置在地域变化发展的节骨眼上，无限地缩小与放大，从中探寻着历史印迹，表达作家的创作价值取向。“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间的地位，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作品，应该顺应或者表现时代的变化，从时代变化中发掘人们的精神风貌与取向。龚白虎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历经了几个朝代，历经很多社会的风雨，最终彻底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这不能不说是小说人物复杂性与多元性。

　　龚白虎的人生经历，是一个时代个体经营者的缩影，娶有梅梅与思潭两个女人，反映了在当时乌江家族的传统思想，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其心理的不断延续，也展现了这两个乌江女性的善良而独特的人性。一大一小的两个女人相安无事，确实也是一种乌江流域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写家族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写家族的人丁兴旺，实质上就是对一个家族历程的文化打望，作家力图从一个家族进程中探索到乌江流域人们生存史，小说最终的书写其实是表达出一种人文情怀。晚辈承赵、承潭的各自不同人生际遇，说明一个家庭在一定条件下的命运的归宿与历史发展的必然。

　　白号军起义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解体下，人们的觉醒，给小说增加了一定的历史感。在此背景下，贵州乌江流域的小县城的思南也出现历史痕迹。同时匪患出现，表现了中国经济的破产与局限性。龚白虎的盐号与政府与外来势力较量与抗争，也写出乌江流域人们对洋教的抗争，最终将法国传教士赶出思南，表达出乌江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乌江流域人们不屈不挠的精神特质。

　　小说表现的一个时代地缘的经济文化的模式产生与生存状态，展示一个地域经济文化的信息，同时表现了一系列不同家庭的命运：力图从中告诉读者，让人们思考带你什么。或者说，从一些社会现象里挖掘社会发展的本质，把历史感、现场感融化在社会的语境里，把乌江流域的在一个时期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通过小说方式展现给读者。小说中多次出现有关巴人的传说，把古代巴人的故事与乌江流域民族的性格融为一体，作者试图从民族传说寻找到一个民族精神的因子。同时在小说有意识地描写乌江流域的婚俗、葬俗、摆手歌舞及其其它生活的场景，力图把乌江流域的文化通过小说载体传达出去，还有盘歌、花灯等民间艺术等表现，特别是乌江船号子的凸显了一个河流民族的心理状态，把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历史的场景进行文学再现，从中挖掘出乌江流域民族历史的内核。作者在给笔者的信里写道：我的小说力图从民族文化活性资源与民族精神溶在一起。可见，作者是有意识的在小说创作中探索民族文化的精神。

　　小说毫不隐讳地书写兴盛盐号老板熊崽与官府勾结，鱼肉其他盐号，敲诈勒索，排挤外来盐商，把肖树林等外来盐商赶出思南，最终家破人亡。还有阴险毒辣的熊崽、吴滚刀等人勾结洋人设计陷害龚白虎阴谋，反映了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外势力对本土经济发展的摧残，具有历史的暗示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必然性。小说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好人有好报，害人者终害己，熊崽、吴滚刀等人遭到惩罚，仿佛就是一种人生无法抗拒的宿命。同时，小说也没回避地书写了龚白虎等人设计报复熊崽、吴滚刀等人，让人感到真实历史的再现，从而克服小说创作中虚假的书写，而合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恶与善就是一念之间。善与恶在人性中相辅相成成为当下小说重要书写内容。熊崽的儿子被枪毙之后，龚白虎准备为其收尸，也表现出人善良的一面，两个家庭的长久恩仇在一定时代语境下悄然了结，使小说更加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特别儿子熊海与父亲熊崽的不同人生的取向，更是增添的乌江流域人物的性格复杂性，两代人的不同命运。虞芳、熊洋为了家产，告密自己的亲人，作为共产党人熊海的被枪毙就是表达人性的自私性，为一己的私利，不惜出卖自己的亲人熊海。熊海就是莫名其妙地死在这种家庭争斗状态之下，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一个家庭不幸的悲剧。“白虎回到家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觉得中国世界变了，骨肉相残……”这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思。或者说是一种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落幕。传统的乌江文化处世哲学面临着世俗的挑战。小说就是从一些细微变化中，表现出一种深邃的思考。后人龚承潭、熊洋与悦兰之间微妙及其关系转变，特别龚家盐号的继承人龚承潭与悦兰是同学而且相恋，表现出龚吴两个恩怨家族的和解。因为这两个人在贵阳上过中学，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染。暗示着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颠覆。龚承赵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不再是把家的兴旺作为人生的主要奋斗目标，而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凸显乌江流域人们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使小说就有了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向。

　　小说中的女性梅梅就是一个乌江女性的典型人物形象，她对爱情忠贞不贰，但又撮合自己的丈夫与思潭结合，有一种三从四德背景下女性的传统思维模式，在某种程度下是一个可敬可佩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特别是梅梅的妹妹松松，也暗恋龚白虎，被人卖到妓院，然后当土匪的压寨夫人，当龚白虎遇到灾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一个质朴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乌江女性通过她的几句话表现出了自己的爱憎：“哥，当年思潭追你的时候，其实，我也爱着你，那时，你娶她无外乎要她给你生几个儿子，难道，我就不能为你生儿子。”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让人不能忘怀，古代巴人的性格跃然纸上。

　　小说中的人物复杂多样，有达官贵人，也有普通的船民，也为了爱情而落魄的大家小姐、如远嫁湖南的龚婉、思南市民陈赤洞、朱大仙等作者把人物放置在历史的语境下，使小说人物或悲或喜，个性鲜明，勾勒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小说人物群像。特别是人物的语言更是带有明显的地域烙印：如这天竹竹又来看梅梅，她是从妈妈的病房来的。梅梅迫不及待地问：“妈好点了吗?”“怕熬不过这一冬，她要吃鲜鱼，我跑遍了思南全城没有一人卖，天寒地冻的，谁敢下江里捞。”接着，竹竹又说：“爹还怪我们不是男儿身，要不就可以下江了。还怪自己老了，不是也可以去。硬是——没得怪的。”从梅梅之妹妹竹竹的几句话，很显然就可以看当时乌江岸边人们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同时也表达出一个乌江女孩在强大传统社会生活中的无奈。小说就是通过语言表现人物的形象，把人物的性格推到了极致。作者善于从小说语言的细节之间把握人物的心理因素。

　　小说的结构比较复杂，除写以龚家盐号作为书写主要脉络之外，还融入了思南其他盐号的兴衰史，同时离奇的故事与古代的传说相互交织，给人亦梦亦幻的感觉。也把当时社会中的大事件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如清朝灭亡、民国的诞生、军阀混战、土匪的泛滥、红军的传说等等，以龚家盐号在乌江县城思南变化的故事，展示乌江流域的历史进程。把历史语境下的社会生活图景进行多维度的书写，体现出作者不凡的叙述功力。特别是历史进程全景式的描写是这部小说一大亮点，也是作家最为写作成功之处。显而易见，《盐号》的写作成功不单纯是对盐号的书写，而是通过“盐号”这一载体书写乌江流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小说具有一定历史厚重感。作者在小说里没有人为拔高小说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小说的细节进行逻辑性的推进，使单纯的故事性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分量，把丰富多彩的乌江故事融于历史的语境里，像一只迷人的艺术万花筒，不断变化着的乌江传奇的人物展示在读者的面前，构成“乌江文学”小说创作里的风景线。

　　田永红是一个长期经营“乌江文学”作家，在近3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基本是立足乌江流域的文化变迁的书写。小说集《走出峡谷的乌江》曾经获得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乌江文学”写作是他的起点，也将是他写作的高点。《盐号》的创作成功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道理。

乌江古道

乌江上的老船

乌江流域的纤夫

乌江边思南古城中的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