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大坡私塾

□文/图 刘隆民

　　以坡的大小名寨，在贵州是很普遍的现象。贵阳就有不下十处。某一村寨的后山是个大坡或小坡，而这个村寨当时又没有突出的特点足以名寨时，人们便习惯地把它喊叫“大坡”或者“小坡”。因为“大坡”和“小坡”的重名很多，因此人们又往往会把这个村子，附着在一个名寨之后，比如“小河大坡”、“谷立大坡”。我要讲的寨子，就是谷立大坡。

　　谷立，原叫谷立堡，是贵阳的五十名堡之一。离谷立只有一两里路的大坡，寨子中间有一棵香樟树，要四个人张开手臂才能围得住。树干也很高，隔几里路都能看得见。全寨过去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是个汉族小寨。寨里有五个大院，其中三个大院住户是张姓，另外两个大院住户基本上是孙姓或邓姓。张三公和孙三公，家境虽不富裕，但德高望重，是寨子里的名人。张培先家境比较富裕，四乡八里的人，都晓得他的名字。他的母亲是个很厚道的老人，全寨都敬称她叫“张太太”。

　　民国三十五年，我父亲应聘到这里来教私塾，我和母亲也从倒岩搬到这里居住。我当时虽然才几岁，但对这堂农村私塾还有些清楚的记忆。

　　私塾是过去私人设立的教学场所，它包括四种情况。一是有钱人请先生来家里专教自己子女的，叫家塾。二是一族人请先生来教本族子弟的，叫族塾。三是乡村多户共请先生来教他们子女的，叫村塾。四是先生自己开馆招收学生就读的，叫门馆。但在一般情况下，上述四类都通称为私塾。私塾的产生，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孔子就说过“古之教学，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裘其圭先生还说，甲骨文中就已有“塾”字，可见其历史之悠久。它历经各代延续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应该说，它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

　　大坡的这堂私塾，属于村塾的范畴。但不像现在的乡村小学是全寨适龄儿童学习的处所，它的学生只限于家长(东家)有能力延师教子的那一部分，因此这堂私塾的学生，只有十几个人，其中还有几个是苗寨“寡婆桥”的。学生家长给我父亲的“敬束”即报酬，不是钱，而是米、油、煤、炭、茶、烟等。大坡私塾的聘书我至今还保存着几份给我父亲的聘书，上面写着：“一、约定学生十一人，如有另外搭学者，照此办理。二、全年学米共计乡斗六石。三、每生供炭十斤、菜油二斤、猪肉一斤，烟叶一斤、茶叶半斤，煤轮流供应。”东家们都是农民，没有钱，只能以物易教，很富有农村私塾的特色。

　　这十一个学生，加上我，共十二人。学堂没有统一的课桌，各人从家里抬来，高高低低，五花八门。年龄悬殊也很大，有的才几岁，有的有十七八岁。年纪小的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大龄学生因上述的“三、百、千”等都读过，就以“四书”、“五经”为主，而且每个人的进度不一样，有的读《大学》，有的读《中庸》，有的读《诗经》。年龄小的，主要是识字，年龄大的还要讲解内容。不论年龄大小，都要背书和习字。背书时，要反过身去，高声背诵。背错了要挨竹片打手心。写字是从填红开始，然后写米字格，再脱格临帖。所临的帖，一般是颜、欧、柳、赵的代表作。那时没有墨汁，要用“兰烟”墨在砚台里磨出黑汁，才用毛笔蘸着写。所写的字，要交先生“判”，哪个字写得好，先生就用红笔在上面画个圈。不懂书法的东家，对小孩习字的情况，只看圈多圈少。由于每个学生的情况不一样，先生都采取单个教育的形式。先生教某一学生时，其他学生自己读书或写字，各司其事。有个别学生背不到书，先生就不放学，其他学生也跟着挨饿。有一首儿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那歌有四句，即“鸡叫晌午过，学生肚皮饿。先生不放学，一个打一个。”放学时，要先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前行礼，然后才能回家。

　　每年的开学时间是刚过完大年的正月十六，一直要到腊月二十三送灶神上天才放假。没有星期天，也不兴放寒、暑假，只有端午节和七月半“接老祖宗”这两天才不读书。其间，先生有要事，或需要赶场买盐巴，可临时停学一天，学生有事可请假，但要家长来请假。端午节时，每个学生要给先生拜节，并送四个“干碟子”，即一盘腊肉，一盘血豆腐，一盘干豆腐，一盘花生米。先生要回送每个学生一把折扇、一锭“兰烟”墨和一支毛笔，还要请全体学生吃顿饭，叫吃“珍馐”。过年时，学生要给先生拜年，送给先生腊肉一条、糍粑一个。全寨人家的红、白喜事，都要请先生。甚至东家有客人来，也要请先生去陪。吃饭时，先生上坐，变成了客陪先生。其他如填包、写碑、写祭幛、写祭文、写请帖、写对子、写契约都要来请先生帮忙。可以说，乡村的私塾先生，简直是全寨的书记官，教书之外的文事很多，也备受寨民尊敬。

　　大坡没有专门的塾馆，父亲教的这堂私塾，是办在张家大院的厢房中，我们一家住在同院的张培先家的耳房里。他家虽是大坡的“大富”，后来划为“地主”，但粮食还是不够吃，进入七月份，田里的谷子还没有黄，就在土里掰嫩包谷来煮吃，把它当饭，叫“啃柱头”。但好心的张太太，怕我们吃不惯，就挎着个饭箩到田里去，选那些成熟了的谷穗，一线线地摘下来，搓散，磨给我家吃。这里面既饱含善意，更体现了那时的农民对先生和知识无言的尊重。

　　记得快过年的时候，寡婆桥的一位姓唐的苗族学生请我们一家去吃他的结婚酒。农村的红、白喜事，摆的都是“坝坝宴”。大概是出于对先生的尊重，我们家是安排在堂屋中间吃席。苗族非常热情，吃完饭后，还兴包“菜鲊包”，即主人用一把谷草，把两头扎起来，掰开中段，将桌上吃剩的菜倒在里面，甚至连汤都倒进去，每人一包，让客人拿着回家。我们一家三口就得了三包。这位学生的母亲、一个穿着蓝靛裙子的妇人，给我们拿着“菜鲊包”，一直把我们送到家，那份真诚，那份执著，那份热情，难以忘怀。

　　与这堂私塾有关的，还有些人和事，很值一说。

　　一是我父亲。他很有才学，书、画都很好，当过县长、征收局长、省禁烟委员。在这些可谓肥缺的位上，他不贪污、不受贿、不取不义之财，以致毫无积蓄，谢世还要东家义葬。他的亲妹夫、我的两个姑爹，一为周西成政府秘书长，一为国民党中央蒙藏委员会高官，但他不依仗这些权势，自食其力。他还认为省政府放他三等县长不公，砸了省府的公示牌。由于怀才不遇，借酒浇怀，酿成贪杯之习，经常醉酒。不过他醉酒之后，绝无狂语恶行，而是写字，在奋笔疾书中，一吐满腔怨气。记得有一天，他喝醉了，就在塾馆门前的张家大院石板上写字。有五个学生给他磨墨，一块石板一个字，一个大院的几百块石板，全写满了。写完后，仰天大笑，倒在大院里睡着了。

　　二是他的学生。他的十一个学生，都很尊敬他，爱戴他。他不仅教他们读书写字，还教他们处世为人要诚信。我母亲受聘甘庄教私塾，把家搬离大坡后，有一个二十来岁的人来到我家。他叫张儒森，是父亲在大坡教的学生。他拿出一本民国十六年出的《孟子话解》，说这本书是我父亲借给他看的，当时忘记还了，现在来还。书的主人虽已去世，借他的书的学生还是不忘奉还，足见其信。母亲留他吃了饭，把这本书又反送给他。临走时，他说：“先生的坟，我要一辈子照看。”几年后，他也因哮喘病离世，就葬在我父亲坟的旁边，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有一个学生，叫唐金发，住寡婆桥，是苗族。2007年，他看到告示，说新修的西南环线，要路过父亲的坟地，他便来贵阳找我家。他从师大问到马王庙师专，又从师专问到八鸽岩，才找到我家住处，告知此事，并商量迁坟事宜。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为儿时老师的坟事，奔波几十里，足见其诚。私塾教材蕴含的丰富的中华传统美德内容，它所孕育出来的这种师生关系，与现在的“人一走，茶就凉”的市侩主义截然不同，简直是一天一地。

　　三是塾馆的女主人五老祖。大坡私塾是办在私人家里。房主是个高辈孀妇，全寨人都喊她叫“五老祖”。她无儿无女，孤苦伶仃，目力也很差。私塾设在她的堂屋中，东家们要给她几斗米作为房租，她死活不收，说“让娃娃在这里读书，是积德。”母亲要她同我们一起吃饭，她也死活不肯，说“我怕死后还不起。”她经常牵着我，有时还背着我去串门，吃张三公的火烧老木虫，尝孙三公的水煮鲫壳鱼。我成家后，我同爱人南心带着小孩去上坟时，专门去看她。这时的五老祖，已经瞎了。南心给她买了些吃的去，她也死活不要。我们一定要把东西放下，赶紧跑着离开。当我们走过七里长冲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后面大声喊我的名字“隆——民——”其声凄厉而悠长。我们转身一看，正是她老人家跌跌撞撞地追来。我们赶忙回身跑过去，扶住她。她手里抱着一个大公鸡，围腰里兜着干辣角，硬要把这些东西给我们，说的还是那句话，“我怕死后还不起。”我们只好含泪领情，并拦了一架马车，把她送回大坡去。以后，我们又去看过她多次，但都不敢再给她买东西。有一次去看她时，推门进去，桌上凳上全是灰，屋角布满了蜘蛛网。一点声音都没有，静得怕人。我喊了几声“五老祖”，才看见巳脏成黑色的帐子动了一下，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你们来啦，快坐。”她撩开帐子，慢慢摸着穿上用粗布做的长袜，然后用几根谷草扎在袜口处。我很辛酸，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寨子里的人跟我说，送什么东西给她，她都不要，总是说“我怕死后还不起。”几年后，她孤零零地去世了。这位五老祖，迷信，甚至愚昧;但她淳朴、高尚、善良，具有人的原始的可贵良知。这同现代不少人不是怕“还不起”而是怕占少了的贪欲相比，天渊之别。她没有坐过汽车，没有看过电视，也没有吃过美味佳肴，但她没有一点憾意地走了。她的居所，破败，凋零，甚至可以说肮脏，但她心灵干干净净，毫无污染，清清白白地走了。我永远忘不了塾馆里的这位老人，忘不了谷立大坡的这个“祥林嫂”。

　　六十多年过去了，大坡及其私塾的人和事，在我心中，有如一首歌，一首遥远而又亲切的挽歌。

当年大坡私塾的聘书

大坡私塾老师刘能梁先生墓

旧时的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