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书”到“种文化”

——叶辛好花红书院奏响布依山歌与全民阅读的交响曲

200余场文化活动、43个村级书屋、1200万增收……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记者来到布依族民歌《好花红》的诞生地黔南州惠水县好花红村。在这里，有一座由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乡村书院——叶辛好花红书院，正以书香做算法，绘就乡村振兴的文化新图景，成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基层落地的鲜活样本。

从阅读到自信的文化破茧

2020年8月，在北京工作20余年的惠水籍企业家刘学文返乡，将原叶辛作品阅览室升级为中国首个以作家命名的乡村书院。然而，创办初期的困境很快显现：孩子们对书籍充满渴望，但单纯的阅读难以填补美育资源的空白。“有次看到孩子们用树枝在地上画音符，那场景让我揪心。”刘学文回忆道。

转机出现在2024年。通过“书香政协”平台，书院联动贵阳瀚微音乐学校，每周派教师志愿者进村授课。当年6月，“好花红童声合唱团”正式成立，这个由30余名布依族儿童组成的团体，在短短一年间创造了多个“第一次”：首次走进贵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厅、首次登上“天下贵州人”跨年晚会、首次在合唱比赛中获奖。2025年“六一”儿童节，受96岁指挥家郑小瑛邀请，孩子们还飞赴厦门参加专场演出。当《好花红》的旋律在鼓浪屿响起，面对千人观众席的热烈掌声，合唱团成员王小梅在日记中写道：“原来大海的声音，和我们的山歌一样美。”

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被作为省政协委员的刘学文带到了2026年贵州省两会的“委员通道”上。面对镜头，他动情地说：“孩子们见过大海的辽阔，反而更懂家乡山歌的珍贵。”这种对文化自信的觉醒，正是书院践行全民阅读的深层价值——通过艺术浸润，让阅读成为打开世界的钥匙。调查显示，合唱团成立后，好花红村儿童阅读参与率提升67%，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率下降42%。

200场活动激活乡村文化基因

书院门口镌刻着作家叶辛的箴言：“伟大作家的名字是写在人民心坎上的。”这成为书院破局乡村阅读困境的密码。面对“有书无人读”的普遍难题，书院以“书香政协”为纽带，构建起“常态化、高频次、高质量”的活动体系。

五年来，这里举办了近200场文化活动：时代楷模刘芳分享《阅读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用盲文书写点亮精神灯塔；文化学者顾久解读阳明文化，让哲学智慧在田间生根；非遗传承人邵志庆带来花灯戏工作坊，使濒危技艺重焕生机；贵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穆维平畅谈民族音乐，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豪感。更令人瞩目的是，李石、汪一洋、姚晓英等近百位名家相继到访，使这个布依族村落成为思想交汇的磁场。

“每周三的朗诵会，现在比赶集还热闹。”村民罗大娘笑着说。活动效应迅速转化为经济动能，据统计，文化活动累计吸引20余万游客，带动村民增收1200余万元。曾经沉迷麻将的村民开始组织读书会，留守儿童在合唱团找到归属感。2023年，书院获评“全国最美农家书屋”，刘学文也荣获“乡村阅读榜样”称号。

从单体到网络的裂变生长

书院的成功，引发了连锁反应。2023年底，惠水县委出台《村级（学校）书屋示范创建方案》，提出“一盘棋”推进全民阅读。截至2026年3月，43个村级书屋覆盖全县26个村（社区）和10所学校，形成“1个中心书院+41个阅读站点”的网络体系。

这种“叶辛模式”迅速在贵州复制：荔波县成立“叶辛荔波文学院”，普安县建成“叶辛普安红书院”，安龙县设立“叶辛安龙文学馆”。其核心经验被总结为“四轮驱动”：名人效应引领、乡贤情怀坚守、常态活动激活、党政支持保障。在2026年叶辛好花红书院新年茶话会上，贵州人民出版社入驻书院的“好花红乡村书店”揭牌，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与之结对。这亦标志着这一平台效应正向出版、文旅、学术研究等领域纵深拓展。

“每个书屋都是一颗火种。”惠水县政协主席王昌茂表示。在芦山镇书屋，返乡青年罗永辉创办电商培训班，带动农产品销售；在濛江街道书屋，非遗传承人韦桃花开设枫香染工坊，年产值突破百万元。书香，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动力。

民族团结的文化纽带

坐落于国家级非遗《好花红调》的发源地，书院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使命。通过“非遗大讲堂”“研学工坊”等形式，让布依族山歌、枫香染技艺得到系统性保护。更令人欣喜的是，这里还成为连接海峡两岸的文化桥梁——每年十余批台湾参访团在此体验布依文化，两岸同胞围炉共话中华文脉。

“好花红不仅是山歌，更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刘学文在2026年黔南州两会上提出“四维并举”品牌战略，建议通过非遗时装周、民歌大赛等活动，让民族团结旋律响彻云贵高原，这一构想得到省委统战部高度评价。经过辛勤耕耘，好花红村与叶辛好花红书院共同被命名为“黔南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书院还获评“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书香浸润乡村振兴路

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要求“重点保障农村地区阅读需求”。叶辛好花红书院的五年实践，恰为条例落地提供了生动注脚。从个人返乡创业到社会力量汇聚，从单一阅览室到阅读网络覆盖，从儿童启蒙到全民参与，这条发展轨迹印证了：乡村阅读需要“送书下乡”，更需要构建可持续的文化生态系统。

书院的运营模式得到广泛认可，被赞誉“为文化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基层方案”。如今，站在条例实施的新起点，刘学文有了新目标：“我们要让每个村寨都有读书声，让每片田野都飘着书香。”夕阳下，书院墙上的“全国最美农家书屋”牌匾高悬，院子里传来布依语与汉语交织的童谣——这或许就是乡村振兴最美的注脚：当文化之光照亮田野，愿每个乡村孩子都能心怀大海，奔赴星辰。

记者手记

离开好花红村时，暮色中的书院，宛如一盏点亮乡野的文化灯塔。

五年来，这里见证了30余名乡村儿童登上艺术殿堂，200余场文化活动唤醒乡土记忆，43个书屋织就乡间阅读网络。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它以实践证明了：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文化不仅是润物无声的滋养，更是凝聚人心、激发活力的核心动能。

当《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春风拂过黔贵大地，当布依族孩子的歌声从大山飞向大海，当非遗技艺在书香中焕发新生，这座名为“叶辛好花红书院”的乡村文化地标，正书写着新时代“耕读传家”的贵州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