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珍文化”与“沙滩文化”

□罗遵义

遵义，是贵州在文化上开化最早的地区，遵义人大凡论及此，都颇有自豪感。有的人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或者说“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正安”。这两种说法，不论是从文化探源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其中又出现了一个让人产生疑惑的问题，即针对同一个事物形成了两种说法，而且牵扯到两个地方和两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客观实际呢？

以上说法提及的两个地方，从地理的角度准确地说，“正安”实际上指代的是正安县的新州镇所在地，古称毋敛坝，明真安州城由今道真自治县旧城于“万历末年迁于三江里七甲之务本堂，为新州”（《正安州志·城垣》），这是正安县新州地名的由来；“沙滩”指代的则是遵义县新舟镇街道附近洛安江畔的一个小村庄，因江心有长半里许的沙洲而得名，而现在的“新舟”最早称为“火烧州”，其后为“新州”，1949年辖新州、绿塘两个乡，1958年合并为新舟公社，这是现名之始，系取“新州”的谐音所致。

很有意思的是，古时的“毋敛坝”和近当代的“沙滩”这两个小地方，从地理角度看相距百余公里，从历史角度看相距一千七八百年，完全不沾边。然而，它们却都拥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大地名“新州”，而且都因产生了文化先贤而成为后世敬仰的文化圣地。其中究竟隐含了什么样的奥妙呢？两个地方先后诞生的文化先贤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呢？

一

早在1900多年前，就在今天正安县新州镇这个地方（时称毋敛坝，属牂牁郡），出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化先贤。这位文化先贤姓尹名珍字道真，系汉武帝时应募实边的豪族大姓之后，其祖上与司马相如以及盛览、舍人等文化名人素有交往，故而家学渊源深厚，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其家人的支持下，他于20岁那年只身一人不远千里赴京师洛阳，拜名儒、文字学家许慎为师，刻苦研习八年之久，终于成为名噪京师的一位青年学者。但他没有贪恋京师的荣华富贵，而是坚守当年的志向，毅然返回故里，“手建草堂三楹”，设馆施教，传播中原文化，首开西南文化教育之先河，是一位集儒家、教育家、书法家为一身，且有相关典籍载述的贵州上溯最早的一位文化先贤。他因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卓越贡献和重大影响，而被朝廷擢用，先为尚书丞郎，后任荆州刺史。由于他从教几十年，对教书育人、传播文明有一种特别的理解，认为做官不如教书，所以他为官几年后便辞官返乡重操旧业，直至终老故里，可以说为贵州的文化教育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尹珍开西南文教先河的首创业绩和他“教化务本”的精神思想，以及后世人们对其精神理念的传承与弘扬，逐步融汇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尹珍文化”。

二

沙滩文化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的《遵义新志》。在该志第11章“历史地理”中，张其昀先生将遵义两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分为九期，即：“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白绵堡期、穆家川期、海龙囤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其中第八期即为“沙滩期”，特指清乾隆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世居遵义新州沙滩的黎氏家族及其邻里郑、莫两家文才辈出，著述丰硕，其成就和影响构成了声名远播的地域性文化，即“沙滩文化”。

沙滩文化的奠基人是黎恂，代表人物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三家共聚沙滩一带，世代相交，结为姻亲，互为师友。在三家几代人及其门生中，涌现出的作家和学者多达几十位，有各类专著近160种，已刊行的有80种638卷，约1200万言，包括经学、文字学、声韵学、金石学、版本目录学、时学、地理学、农学、医学，以及诗词、文章、书法、绘画等，可谓洋洋大观，浩如烟海，成为清代中后期全国知名的一种文化景象，代表了当时贵州文化的最高水平，不仅是贵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也为全国文化发展史中所罕见，其中不少著述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逐渐流传全国，进而流向东西洋，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影响十分深远。

三

尹珍文化和沙滩文化，虽然从时间上看二者相距了1800多年，相互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可认真考究其本质特征，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

第一，尊崇儒学，是二者共同的思想基础。

尹珍师承许慎，研习的“五经”即儒家主要的经典著作《诗》《书》《礼》《易》《春秋》，接受了最为系统的儒家道德思想教育，对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以及“孝悌” “忠信”与“恭敬”等思想和行为理念有很深的感悟，从而奠定了他人生事业坚实的思想基础。纵观他一生的操行，无一不是在遵从和践行儒家道德思想的本质要求，被乡党舆论举“孝廉”为朝廷重用，淡泊名利弃官从教之举，将学馆沿“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为其仁之本欤”（孔子语）而命名为“务本堂”，如此等等，就是他儒家风范的最好体现。

沙滩郑莫黎世家有一个共同秉承的优良的家族传统，即严格遵从儒家的道德规范，比如黎家入黔二世祖黎怀仁就为子孙立下了这样的家训：“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在乡不可一日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黄江玲《沙滩文化》）。因此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楷模，三家后人及门生无论为官、为民，或是务农、从教，均固守操行，洁身自好，淡然处世，因此他们才能虽身逢乱世，却能在学业上各有专攻各有大成，这正是儒家期求达到的最高境界。他们“坚持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力行‘敬恕’之道”“他们体现出的刚强不屈、廉正忠贞的品格，以及待人宽厚、民胞物与的高风，无不溯源于孔孟之道，堪称儒家躬行实践的典范”（黄万机《论“沙滩文化”的灵魂》）。由此，人们才将沙滩文化的三位代表人物尊为“清三儒”而与“汉三贤”相提并论，其中郑珍、莫友芝因在儒学研究上成就卓硕，更是被盛赞为“西南巨儒”。

第二，秉承汉学，是二者共同的学术主张。

所谓汉学，即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这种研究始于汉代，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许慎以其《说文解字》成为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尹珍作为许慎的高足，在研习中必然全面秉承了许慎的学术主张，所以在教学中十分注重识字与理解文意的有机结合，使学生在识字教育过程中接收到更多的常识，进而产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效果，真正领悟经史的精要本意。尹珍坚持的这种学术思想和授教经验，被沙滩文化的先驱莫与俦以尹珍故里“毋敛坝”而命名为“毋敛学”。

沙滩历代学人既是汉学忠实的追随者和捍卫者，同时更是汉学优秀的弘扬者和传播者。他们研究汉学的著述在总的文化成果之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尤以郑珍最为丰硕，而且有许多超越前人的创见。他的研究多从历代学界对经史的争论处着手，“每勘一疑，献一义，刊漏裁诬，卓然俟圣而不惑”（黎庶昌《郑征君墓表》），经过反复考证，纠正前人的偏误。如《经说》十九篇，就涉及十三经中的十一经，其独到的见解大多得到学界名家的认可。

第三，传道授业，是二者共同的事业追求。

尹珍作为许慎的高足，自然是当时少有的青年才俊，完全有实力在京师谋取官位，但他却毅然返乡设馆授教。他把通过传道、授业、解惑，改变家乡落后状况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事业追求，并且矢志不渝，直至终老故里。他是将中原文化带到南方的第一人，“就地方大传统文化教育而言，尹珍的确当功居首位”（张新民《十五世纪前的贵州学术思想世界》）。

遵义近代的文化教育，无疑首推沙滩世家。黎氏开办家塾近300年，是沙滩学人辈出的重要前提。从对沙滩文化诸多代表人物的生平考证得知，他们中的多数都直接从事过教育，尤其是沙滩文化的奠基人黎安理及其门生杨开秀执教的前后60年间，琢育出大批人才，为沙滩文化的光华显世做好了队伍准备。此外较为典型的还有出任过遵义府学教授的莫与俦，其治学以许、郑为宗，兼及程、朱理学，是黔中文士研习汉学的领路人；29岁即中进士的黎恂，在浙江桐乡知县任上以重视文教著称，因父丧返乡后，即在家塾振宗堂团馆教学，其教育方面的成就远超过他在文学和学术方面的成就；郑珍任过古州厅（今榕江县）学、镇远府学和荔波县学训导，主讲遵义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培育了大批英才，黎氏门中兆熙、兆祺、兆铨、庶焘、庶蕃、庶昌等人，均出其门下（黄万机《话说沙滩文化》）。

第四，博采众长，是二者共同的学习理念。

尹珍对于知识的吸取，从来没有止境。晚年时期，他又再次跋涉千里，赴武陵郡拜应奉为师，研习图纬，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学识，终于成为精通“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饱学之士，可见其终身学习理念之执着。

基于与尹珍相同的理念，郑珍在已经成为黔北文化大家的情况下，对已有的学识并不满足，他求“真知”的欲望十分强烈，而且特别强调“行”（黄万机《郑珍世界观初探》），“大氐（抵）吾辈读书，求知难，能行更难。然必能行得一分，始算真知一分”（郑珍《与莫芷升书》），这才有了拜著名汉学家程恩泽为师研治汉学，从而使“郑珍东学长沙”成为堪比“尹珍北学中原”的又一佳话。黎庶昌出使欧洲五年，游历西欧十国，后又两度出任驻日大使，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主动吸取和传播西洋先进的科学文化。他任川东道员期间，曾出资创办洋务学堂，专攻中文、英文、算学三科，并选送12名优秀学生赴欧洲留学，充分体现了他博采众长的学习理念。

第五，薪火相传，是二者共同的文化意识。

尹珍在其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始终坚持思想上远承孔、孟，学术上近接许、郑，其目的在于让蛮荒之地的南夷边民潜移默化地受到当时中原地区文明、道德和风俗的浸染，逐步改变原始落后的生活方式，开创新的文明。他一生游踪广远，矢志教化育人，是儒家思想和汉文化最忠实的传承者，为开启千年不易的文教之风立下了旷世功绩。

沙滩学人对尹珍极为尊崇，并自命为尹珍的传薪人。莫氏原籍独山，尹珍曾在那里开馆授教，成为当地世代景仰的贤哲。清代后期，莫氏成为当地有名的教育世家，莫与俦、莫友芝父子都以尹珍为楷模，终身从事教育。莫与俦在出任遵义府学之后，便在学宫内修建“汉三贤祠”，奉祭舍人、盛览、尹珍三位先贤，激励后人以他们为楷模。郑珍东学长沙，拜汉学大家程恩泽为师，尽得其真传。为了激励郑珍苦学成儒，程恩泽特为他取字“子尹”，期望他以尹珍为楷模教化南域。郑珍不负恩师厚望，著述等身，终成“西南硕儒”。郑珍对尹珍的尊崇，从他对尹珍的高度评价即可见一斑：“尹公召陵许君弟子，以经义教南中。……尹公从许君游，《凡将》《说文》之传，必熟闻其终始。在他邦犹将馨香之，何况为乡先哲。今日生其后者，尚景向其风而求焉，学之盛何遽后于他省？吾知郡人士必有高望而奋起者也”（《汉三贤祠记》）。

关于沙滩学者对尹珍特别尊崇的原因，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认为：“从莫与俦、郑珍的清学视域观察，舍人、盛览、尹珍三人不但是大传统文教或儒家价值传播的启蒙者，而且也是自己以朴学方法治经、解经的肇始人。他们是越过宋明诸大儒及其学术成就，将自己的学问谱系渊源直接与汉儒挂钩的。他们之所以一再表彰汉代地方三贤哲，固然不能说毫无乡谊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治学家法寻找正当性的理由。汉代经学的历史记忆通过清人的考据学而得以恢复，清代朴学的建构也获得了更多的传统资源的支援。清学之所以又称为汉学，一部分道理即在于此”（《十五世纪前的贵州学术思想世界》）。张新民先生作为贵州著名的文史专家，他的探究可说界定了“沙滩文化”与“尹珍文化”之间薪火相传的历史与文化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