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里的历练岁月

□杨秀学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南北朝·庾信《徵调曲》）

我的家乡坐落在巍巍苗岭的群山之中，那是个偏远而又岑静的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村里实行“集体耕种、分户管理”的生产方式。我家分到的责任田在高坡（地名），那是寨子后面山坡上的一片梯田，要走半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才能到达。

依稀记得，第一次跟父亲去高坡时，我才八岁。天还没亮，母亲就点亮了煤油灯，在灶台边忙碌着准备晌午饭。父亲蹲在阳沟边上磨镰刀，砂石与铁器摩擦的声音在寂静的黎明格外清晰。我揉着惺忪的睡眼，穿上母亲昨晚上才打出来的草鞋，跟着父亲和二哥踏上崎岖陡峭的山路。

晨露打湿了裤腿，山路两旁的杂草划过皮肤，留下细小的划痕。父亲走在前面，背上的蓑衣随着步伐轻轻摆动，像一只巨大的翅膀。走到半坡时，东方的天空已经泛白，可以看见对面五达溪山腰上的梯田像一本本书册，散落在崇山峻岭间。

天完全亮了，我们来到了高坡，来到了那个牛棚。“三，这就是我们的田。”父亲指着一块大田说完，又指着大田旁边的牛棚说，“这就是我们在高坡的家了。”晨曦中，稻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闪闪发光，像撒了一地的碎银子。父亲教我辨认田埂上的杂草：“这是稗子，会抢稻子的养分；这是牛草，可以喂牛，还可以做药……”他的手掌粗糙得像树皮，却灵活地在稻丛间穿梭，准确地把杂草连根拔起……长我几岁的二哥已然是半个劳动力，熟练地拿着镰刀和父亲一起去割杂草，不多久便把一段田坎上的杂草割得干干净净。然后，二哥用一些草在田角铺成几平米见方的小天地，供我玩耍。

打谷子前的一个月是最紧张的时候。稻穗日渐饱满，低垂着沉甸甸的头，稻花鱼在水田窜来窜去，脊背不时划破水面，啪啪作响。这时，我们就要搬进田边的牛棚，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狩野猪”生活。

牛棚是用杉木搭建的简易棚子，坐落在斜坡之下，四面木板围挡，其中一面有一扇门。顶上铺着两层的杉木皮，倾盆大雨时偶尔漏雨。牛棚的最里面，是我们的简易厨房。父亲在那里整出一块不大的平地，上面用檩条斜搭在牛棚的枋子上，与牛棚连接为一体，再盖上木皮，以遮风挡雨。坪子中央设置一个小火塘，用三个上小下大的石头拼成三角形撑架。餐具很是简陋，一个小鼎罐，一个缺了口的黑色小铁锅，一个有点畸形了的搪瓷盆，三个碗，筷子则用酸汤果小树杆或芦苇秆随时自制。

牛棚门前搭有一个“偏厦”，上面铺着檩条，我们入睡的“床”就安置于此。说是床，那是辜负了“床”这个字的。我们在檩条上铺上一层干草，用葛麻绳将几块破旧的麻布口袋缝成一个整体，作为被子。可能这是天底下最简陋的床了。和衣躺在床上，我们很快进入梦乡。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因有要事无法分身，狩野猪的重任便落在我和二哥身上了。整整三年，我和二哥挺起了稚嫩的脊梁，在牛棚里“相依为命”，通过狩野猪这种方式守望着全家的希望，直到我小学毕业。

有一次，一群野猪趁我们入睡后偷袭。五六头野猪排着队从山林里走出来，领头的公猪体形硕大，约莫有两百来斤，獠牙有手指那么长。野猪一家欢天喜地来到那丘最向阳又有鱼的水田，像搞一场联欢盛宴，大肆朵颐着田里的稻谷、稻花鱼……“呜……喂……”只见二哥双掌合成喇叭状朝那丘水田方向猛吼，随即拿起一根木棍击打牛棚的木枋。见状，我也像二哥一样猛吼一气：“呜喂……棒棒棒……”声音顿时划破山野的寂静，飘向远山后又传来回音，正在躺着反刍的黄牯牛腾地站起来，瞪起滴溜溜的眼睛，呼呼地喷着鼻息。借着皎洁的月光，我看到野猪那一家子鸟兽散般迅速往深山狼狈逃窜……

这样的守夜要持续到稻子收割完毕。我们每天夜里都要起来两三次，睡眠被切割得支离破碎。但这段经历给了我独特的馈赠，我学会了通过观察月晕的浓淡判断来日的天气，通过风声辨别动物的动静；我知道什么季节哪种野果能吃，哪种草药能止血疗伤。这些知识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与大自然的朝夕相处，来自狩野猪的历练。

现在的孩子已经很难理解这种生活了。村里通了公路，建了新房，野猪成了保护动物。偶尔回去，看见那些倾颓的牛棚已经腐烂，只剩下几根发黑的木柱倔强地立着，有的牛棚早已灰飞烟灭了，从原址上长出的一蓬蓬牛草在风中摇曳，像是在诉说往事。

我想，记忆中的牛棚是无法复制的，因为它不只是场景的还原，更是那个特定年代、那群特定的人共同编织的生命体验。城市的夜空里，闪耀的霓虹灯淹没了天上的星光，但我心中那个遥远的小小的牛棚依然亮着微弱的灯光，那里有父亲磨镰刀的声音，有母亲煮饭的炊烟，有野猪来袭时紧张的心跳。这些记忆就像稻种一样深深地埋在心田，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便会苏醒，便会抽穗扬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