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落遵义的史学奇才——张荫麟

□袁仕洪

民国时期，北大、清华、浙大等高等学府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其中，被学界誉为“史学奇才”的张荫麟与遵义曾结下不解之缘，并在英年早逝后安葬于遵义。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广州府东莞县（今广东省东莞市）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22年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次年考入清华学堂。入学仅半年，便在当时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梁启超对老子事迹的考证提出异议，清华师生为之震动，并得到梁启超的激赏。张荫麟在清华求学7年，以“史、学、才”出众知名，与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在清华求学期间，他先后在《学衡》《清华学报》《东方杂志》《燕京学报》《文史杂志》《国闻周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和学术短文40多篇，深得当时史学界称赞。

1929年，张荫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随即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1933年，28岁的张荫麟在美国按计划修完所有课程后归国，受聘于母校清华大学，任历史和哲学两系专任讲师。当时的清华大学人才济济，一毕业就受聘为两系讲师，说明张荫麟的才华和学识被学术界所认可和赏识。早在回国前，张荫麟的老师陈寅恪就有意推荐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便给傅斯年写信力荐，说张荫麟“言归国后不欲教授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为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后因种种原因，张荫麟没有去北大而是去了清华任教，兼授北大历史、哲学课。

1935年夏，张荫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主编高中历史教科书，即后来在遵义出版的《中国史纲》。在编教科书之前，张荫麟深刻体会到当时的历史教材是“一笔流水账，满纸人名、地名、年代和战争。这样的教本只能使学生对本国历史畏惧、厌恶、麻痹、淡漠”。对于如何编撰较为理想的历史教材，他认为除了正确完备的资料外，还需注重以下几点：“一要有个性；二要有可读性；三要科学性、艺术性与思想性交融兼备。要将史观隐含在历史叙述中，使史料与史观之间‘有若无’，达到出虚入实的境界，才能使‘润物细无声’。”

有鉴于此，张荫麟受聘主编历史教科书后，专门向清华大学请假两年，全身心投入编撰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南迁，张荫麟的编撰工作暂时中断。张荫麟复假到西南联大任教后，继续补充修改该教材。

1940年7月，婚姻受挫的张荫麟应西迁遵义办学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和好友张其昀之邀，只身离开昆明的西南联大，赴遵义浙江大学任教，教学科研之余，继续修改完善其未定稿之作。1941年3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育研究室印刷兼发行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该书是张荫麟有生之年唯一正式出版的作品，被誉为“最富才情的通史读本”，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史纲》印行后，商务印书馆、正中书局、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全国知名出版社反复刊行，可见张荫麟其人其书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有人说，近代迄今，中国通史成百上千，但其中的上乘之作，也就两部半：一部是钱穆的《国史大纲》，一部是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剩下半部就是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之所以是半部，乃因时限仅到东汉。苏联历史学家鲁宾曾评价说：“在张荫麟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历史是鲜明生动的、容易了解的，对现代的读者来说是亲切的。同时书中没有一点庸俗化的地方，也没有因简述一些问题而使论述降低到非专家水平，更没有否认别人的成果。如果估计到中国古代史料的复杂性以及几千年形成的儒家的历史编纂学的影响——有时甚至于那些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明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学家们也还不容易从他们的影响之下出来——那么就应该大为赞扬著者的才能已达到了高度科学水平，同时又能生动地、引人入胜地、简洁地讲述古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可见国内外读者对这本著作的高度重视和赞赏。

张荫麟到遵义浙大任教后，主讲历史系最难的一门课——中国通史，同时讲授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和历史研究法等，后被聘为国史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导师，并于1940年秋招收攻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一名，1941年秋招收攻读宋元史研究生一名。据张荫麟好友贺麟回忆，“他初任教时，最喜欢与学生接近……一点也不知道摆教授的架子。”学生李埏称他：“不惟是一位良史，而且是一位良师。由于他诲人不倦，感到课外从他得到的教益比课堂上还多，……从那些谈话中，使我们不惟学到治学之方，而且学到做人的道理。回想起来，那情景真是谊兼师友，如坐春风，令人终生难忘。”受张荫麟教学影响，学生徐规把其宋史研究的方法和成就作为典范，踏上毕生研究宋史的道路，成为国内宋史研究的专家。

1941年8月，张荫麟、张其昀等人在遵义浙江大学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其主编为张其昀，但张氏为浙大史地系主任，又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事务繁忙，故张荫麟成为该杂志的实际负责人。据张荫麟当时的同事谢文通回忆：“他当时把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日常组稿、编辑几乎是一手包下。为了把杂志办得更好，他约了好些知名学者撰稿，自己也亲自动笔，写了不少文章……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思想与时代》是一份有一定影响力的杂志，这和张荫麟所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1941年8月到1942年10月，张荫麟主持《思想与时代》月刊共15期，其间张荫麟充分发挥自己“朋友圈”的资源优势，积极向当时的名家大咖约稿，国学大师钱穆几乎期期皆有文章刊发。钱穆晚年自言“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者中西文化比较，其开始转机，则当自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这即是说，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是钱穆学问研究方向的一个转折点，而这一重要转变则是张荫麟为《思想与时代》月刊约稿促成的，可见钱穆治学方向的转变也有张荫麟的一份功劳。

《思想与时代》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每期发行量3000余册，销售遍于后方各省，每期出版后均很快售罄，在重庆、桂林都设有代售处。

张荫麟到遵义浙大任教一年多以后，身体渐显衰颓。1942年7月，发现小便带血，由于当时的遵义还是一个古老、闭塞的山城，医疗条件甚差，校长竺可桢派车送他到贵阳当时最好的医院——贵阳中央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慢性肾炎。当时的中央医院也无肾脏专家，除服药外，只能回遵义静养。后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为尿毒症，排尿困难，全身浮肿。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病逝于遵义，时年37岁，民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就此陨落。张荫麟英年早逝，学术界同仁莫不悲痛叹息，陈寅恪、朱自清、熊十力、贺麟、钱穆、王芸生、张其昀、吴晗、钱钟书等名家纷纷以诗文祭悼张荫麟。

张荫麟去世后，浙大为他举行了一系列追悼活动。10月27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敬悼张荫麟先生》一文。10月29日召开“张荫麟先生追悼会”。11月2日在播声电影院作纪念周活动，请教授谢幼伟演讲张荫麟的生平、为人和学问。《思想与时代》杂志于1943年元旦出版纪念张荫麟专号。对张荫麟的追悼活动，是浙大在遵义期间最隆重的一次活动，竺可桢在当年10月至11月的日记中，三次提到张荫麟病逝及悼念情况，言辞中，无不透露出为张荫麟英年早逝的痛心和叹息。

抗战胜利后，浙大东归。张荫麟和他的业绩，则永远留在了遵义，成为遵义人民的一笔重要财富。张荫麟逝世后葬在遵义城南的插旗山天主堂墓地，位于现遵义市红花岗区南关街道南门村北部玉屏山前。2020年12月，张荫麟墓等浙大师生墓被遵义市列为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张荫麟是百年不遇的学界领军人物，梁启超誉其为“天才的史学家”，熊十立赞其“哲史兼通”，钱穆说他“天才英发，博通中西文哲诸科”“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陈寅恪赞其为“清华学生品学俱佳中之第一人”，张岱年认为张荫麟的文章“内容新而精”“多发前人所未发”，他的《中国史纲》“内容叙述准确，文笔优美，达到‘才、学、识’的高度结合”，香港中文大学许冠三教授认为张荫麟是“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才”“二十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开山大匠之一”。

青山幽幽，流水潺潺。张荫麟长眠于遵义旗杆山已八十余载，但其治学精神、教育理念、史学成就等，不应被世人遗忘。

 （作者单位：遵义市新蒲新区档案馆）

张荫麟

张荫麟的代表作《东汉前中国史纲》（即《中国史纲》）

当年张荫麟在遵义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