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阳明祠《游芙风山醉歌》诗碑

□罗登宜

“阳明杯贵阳市第七届兰花博览会”举办期间，我在阳明文化陈列室外的墙壁上，偶然发现壁间镶嵌的一通碑刻上写有“高秀东”三个字。彼时，我正在撰写《高廷瑶和他的后裔们》一书。“高秀东”不正是清代贵州乡试解元、广州知府高廷瑶先生的次子高以庄（字秀东）吗？再看落款：“郑珍稿，子尹。”那么，郑珍，还有莫芷升、黄子寿、唐鄂生等，他们与高以庄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认真阅读了碑刻全文。原来，这是郑珍与高秀东（高以庄，字秀东）、莫芷升（莫庭芝，字芷升）、黄子寿（黄彭年，字子寿）、唐鄂生（唐炯，字鄂生）等，于清咸丰六年丙辰（1856）农历二月九日，游扶风山时集体创作的一首古体诗，题为《游芙风山醉歌》，内容为：芙风山，在城东，插天一朵青芙蓉。上下蜂房著芙足，春来车马如游蜂。美人劝我扶病起，为指铜驼泪如洗。今年此地不看花，明年此日知何似。春风吹衣上高楼，开筵即在楼上头。虽无二十五老者，座客尽是珊瑚钩。俯视城郭销我忧，烟花十里烂不收。济火何年受节制，令人却忆忠武侯。酒酣嘘气吹十洲，狂来发语无千秋。

卧看西山日将尽，碧云鸟去心悠悠。藻米溪，龙尾潭，乱红已过三月三。何因便逐四婆裙子后，花边送饷还祈蚕。

我将诗碑全文抄录下来，回到家中，查阅历史资料，对其进行认真解读。

高秀东，即高以庄，字秀东，贵阳人。青年时入庠（公费学生），在贵山书院读书，有才子名声，为清代名儒、贵州巡抚贺长龄所赏识。咸丰四年（1854），与兄高以廉在贵阳办团练。因功，擢知县加同知衔，分发四川云阳县（今属重庆），尚未赴任，蓝朝鼎起义于绵州，高以庄便与州牧唐炯率军征剿，解绵州之围后乃前往云阳，历任云阳知县、合江知县。在云阳设粥厂以赈饥民；办学校（云安书院等），亲自授课；设医药局防治疫疠；能诗，有《怡怡楼遗稿》印行，贵州省图书馆有藏书 。 

郑珍（1806—1864），清代官员、学者，字子尹，晚号柴翁，别号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长，贵州遵义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选荔波县训导，咸丰间告归。同治初补江苏知县，未行而卒。学宗许郑，治经学、小学，亦工书善画，还是晚清宋诗派作家，其诗风格奇崛，时伤艰涩，与独山莫友芝并称“西南巨儒”。

莫芷升，即莫庭芝（1817—1890），字芷升，别号青田山人，贵州独山人，“西南巨儒”莫友芝之弟。从小受父兄和郑珍之教，擅长诗词古文，以教育、文学名世。道光廿九年（1849）拔贡生，次年参加京城应礼部试落第，便绝意仕途，专心研究学问。历任永宁州学正、安顺府学训导、思南府学教授、贵州学古书院山长。一生执教四十年，为贵州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和黎汝谦还编辑了《黔诗纪略后编》三十三卷，为贵州清代诗歌总集，与莫友芝所辑的《黔诗纪略》有双璧之誉。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黄子寿，即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号陶楼，晚号更生，贵州贵筑（今贵阳市）人。出身仕宦之家，其父黄辅辰为清朝一代循吏。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二十五年（184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咸丰初年，随父在籍办团练，参加平定咸同起义。同治初年，入川督骆秉章幕，又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因有功，得保荐。光绪十一年（1885），调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逢洪水决堤堰，捐款修复，保百姓平安。又迁江苏布政使，疏浚吴淞江等。光绪十六年（1890）调湖北布政使，总督张之洞倚重之，病逝于湖北任上。他为官清廉，拒绝馈赠，严禁胥吏勒索，惩办贪官污吏，减轻百姓负担。他知识渊博，阅历极广，著述较多，纂修《畿辅通志》300卷，是一流的地方志。他的地舆学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东三省边防考略》《金沙江考略》《铜运考略》等。他还擅长诗文，著有《陶楼诗文集》《紫泥日记》等。亦工书画，有《达摩图》立轴，属佳作。贵州省博物馆藏有他的一幅墨笔《寿佛图》。

唐鄂生，即唐炯（1829—1909），字鄂生，贵州遵义人，唐树义之子。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咸丰间，历四川南溪知县、署绵州事，同治初，统安定营，于长宁败太平军石达开部，光绪间官至云南巡抚，中法战争中，以山西、北宁失守，坐夺职，寻督办云南矿务15年后，以疾辞职。光绪十三年（1887），赏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偕日本矿师躬履昭通、东川、威宁铜铅各厂，疏陈变通章程，又历请减免贵州铅课，豁免云南矿厂官欠民欠。惟经营十五年，仅岁解京铜百万斤，为时论所讥。光绪三十一年（1905），谢病归，三十四年（1908），以乡举重逢，晋太子少保，逾岁卒。

从以上有关高以庄、郑珍、莫庭芝、黄彭年、唐炯等人的生平事迹史料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都是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贵州乃至西南地区政坛、文坛上的佼佼者。而且，唐家与高家素有往来，交情颇深。唐炯的父亲唐树义，对高以庄的父亲高廷瑶先生十分敬重，并亲自为高廷瑶先生的《宦游纪略》作《诰授朝议大夫广东广州府知府高公家传》，唐树义在这篇传记中这样写道：“余少，耳公名。嘉庆甲戌、丙子间，随先大夫粤东，凡两见公。近引疾归，又与公子以廉、以庄善，出示以某所作公传，余弗谓善也。读公自著《宦游录》，缀其循绩可书者，著于篇。”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唐树义在少年时代，就曾经听父辈说过高廷瑶先生的大名。到了清嘉庆甲戌（1814）、丙子（1816）间，随父亲到广东，曾经两次见到过高廷瑶先生。高廷瑶先生因病辞官归里后，唐树义常到高家探望，又与高廷瑶先生的儿子高以廉和高以庄交往甚密，关系融洽，十分友好。

莫庭芝的兄长、与郑珍并称“西南巨儒”的莫友芝，也为高廷瑶先生的《宦游纪略》作序。莫友芝在他为《宦游纪略》所作的序的结尾这样写道：“咸丰乙卯，客省会，获交喆嗣心泉、秀东两君，示《宦游纪略》，益得见吾丈循绩之详，夙闻诸端，首尾曲折，益了了信，足为学治师法。曾乞其副厕，弆清端政。书鹿洲公案，间以时检阅。己未冬，秀东（高以庄）将官蜀令，晤于都门，复持本，命校勘，拟以抵蜀刊行。因敬记简末。尤愿秀东此行，时时无忘此治谱也。十二月既望。”即咸丰乙卯年（1855），莫友芝客居省城贵阳，有幸得以和高廷瑶先生的二位公子心泉（高以廉字）、秀东（高以庄字）交往，二位公子向他出示先生所撰的《宦游纪略》，使他对先生从政的事迹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己未年（1859）冬季，在省城衙门前与即将赴四川就任的秀东相见，他又拿出《宦游纪略》要莫友芝校勘，准备到四川任职后刊印发行。因此，莫友芝怀着对高廷瑶先生的崇敬之情写了这篇序于书末。

《游芙风山醉歌》中的“插天一朵青芙蓉。上下蜂房著芙足”，生动地描写了扶风山（又叫螺蛳山，俗名尖山）美丽的自然景观。扶风山就像一朵含露乍开的芙蓉花，因此被西南巨儒郑珍誉为“插天一朵青芙蓉”。据《贵阳府志·山水副记》，何鹤川曾于乾隆二十年（1755）建清椒阁于山麓，戒乡人采石，因改名扶风山。扶风山上建有扶风寺，有“环翠亭”“驯翠亭”，还有庆保为纪念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守仁而在寺之南新建的阳明祠。庆保在《重修扶风山寺记》中这样写道：“因于秋日高爽，循行阡陌，远度林峦，见螺峰一山，奇秀独绝。山之巅有寺曰扶风，复廊涌翠，飞阁流丹，如天际娜嬛。”

在修建过程中，因事中辍，嘉庆二十四年（1819）提督院士张骈等人续将祠宇修竣。光绪五年（1879），唐炯、罗文彬等重修，均有碑记。从“春来车马如游蜂”可以想见，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到扶风山旅游观光的游客，到扶风寺烧香拜佛的香客，可谓络绎不绝。

“今年此地不看花，明年此日知何似？春风吹衣上高楼，开筵即在楼上头。”可以看出，诗人及友人所在的位置，是在扶风山顶的一座阁楼里，这里可以鸟瞰筑城贵阳的街景。

从“虽无二十五老者，座客尽是珊瑚钩”中可以看出，和诗人一起品茶、饮酒并互相唱和的，都是当时贵州的社会贤达名流。“俯视城郭销我忧，烟花十里烂不收。”伫立于扶风山的回廊上，凭栏远眺，筑城美景尽收眼底。“济火何年受节制，令人却忆忠武侯。酒酣嘘气吹十洲，狂来发语无千秋。卧看西山日将尽，碧云鸟去心悠悠。”这些诗句，既抒发了诗人及好友们的豪情壮志，也流露出淡淡的乡愁。

贵阳扶风山

扶风山上阳明祠

《游芙风山醉歌》碑刻

本报记者  王  吟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