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多元文化之美

——《锦绣黔东南》读后

□姚  瑶

《锦绣黔东南》

黔东南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余天英   著

孔学堂书局

当余天英用镜头和文字编织的《锦绣黔东南》摆在我的面前，我并没有用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去读它，而是以“行知书”的方式再一次在纸上畅游黔东南。全书28万字，分“多元文化”“民族歌舞”“非遗技艺”“民俗节日”“苗乡侗寨”“民族建筑工艺”“特色产业”“民族文化展望”等八个篇章，科普式呈现的黔东南文化更显多元厚重。

作为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的一名记者，作者余天英长期深入苗乡侗寨，对黔东南独特的民族歌舞、民族文化、非遗技艺、民族节日、特色美食、红色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特色产业，以及近两三年来首创的“村”字号文旅品牌“村BA”“村超”等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同时也对文化冲突、非遗技艺传承的困惑等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让这本书兼具了实用性和艺术性。

“在侗乡的夜晚，当大歌的旋律响起，整个村寨都沉浸在一片和谐与宁静之中。”她在“多元文化交织的璀璨篇章”中这样阐述侗族大歌，“当我们陶醉在悠扬的歌声中，不得不感叹祖先在2500多年前，为我们创造下了这多声部、无伴奏、无指挥的侗族大歌。”

鼓楼、风雨桥与侗族大歌，被称为侗族“三宝”。余天英在“民族建筑工艺”篇中的《鼓楼：侗族文化的精神图腾与民族记忆》《风雨桥：为人们遮风挡雨的“港湾”》中写道，侗族人皆循“先修鼓楼，后起民房立寨”的古训，只要是侗族村寨，都必有鼓楼。风雨桥集桥、廊、亭于一体，可在桥上遮蔽风雨，是渡河使用的工具，也是一个恋爱的场所。通过鼓楼、风雨桥等特色建筑的描写，读者能感受到侗族文化的多姿多彩，从中体会侗族人民的智慧、勤劳和浪漫。

关于民族服饰，她这样写道：“‘一里不同俗，十里不同服’，这是对黔东南民族服饰最真实的写照。”“在‘村超’赛场上，每支球队的球员都会穿着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入场，如侗族的百鸟衣、苗族的银饰、水族的花裙等，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些服饰不仅展示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也体现了对比赛的尊重和对对手的友好。”

她在文中提到的百鸟衣并非侗族的传统服饰，而是苗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侗族的百鸟衣”或许是指侗锦图案中也包含“飞禽走兽”，指刺绣中的鸟类纹样，并不是真实的鸟羽。苗族作家韦文扬在其作品《最后的鸟图腾部落》中描写过百鸟衣，他在文中所提到的黔东南境内的“东蛮”酋长就是谢元深。据说，唐贞观三年，这位苗族酋长，经历艰难行程，极其自信地出现在公元629年的唐代国都长安城里。谢元深入朝参见唐太宗，使团“卉服鸟章”惊动长安。我们可以想象，在近1400年前的长安城里，这位酋长身着飘逸的百鸟衣，惊艳了朝野，让众人大开眼界，不管是谢元深，还是大唐的满朝文武，都惊奇地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唐太宗特命画师阎立德等临摹成“王会图”。他万万也想不到，此行为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在浩瀚的史书里留了永不磨灭的一笔。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余天英关注的焦点。她深入挖掘这些民族文化宝藏，让侗族大歌、苗族飞歌、手工银饰、民族盛装等走进大众视野。在她的文字里，我们看到雷山县西江镇麻料村凭借银饰锻造，打造“中国银饰之乡”；丹寨县龙泉镇卡拉村依靠“卡拉鸟笼”，成为独具魅力的“中国鸟笼之乡”。这些村落因非遗而重焕生机，不仅传承了文化，还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让村民们走上致富之路。

余天英的文字，以其真实、细腻、全面的特点，为我们重新认知一个丰富多彩的锦绣黔东南提供了依据。她不仅是记录，更是在思考。在《贵州“村BA”：乡村篮球的崛起与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中，她不仅道出了“村BA”火爆的现象，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乡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文明不断繁荣发展。乡村振兴征程漫漫，富起来的农民不仅满足于物质上的丰富，更需要精神的多彩。

通过阅读这部全景记录黔东南的行知书，我再一次神游黔东南，感受到了那真山真水的多元文化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