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劳动庆典

□张红梅

在农耕文明主导的中国古代，劳动被赋予神圣意义，甚至形成了制度化的“庆典仪式”。从《诗经》中的农事歌谣到明清时期的“先蚕礼”，从先秦的“蜡祭”到唐宋的“劝农文”，古人以独特的方式诠释着对劳动的尊崇。

周代典籍《礼记·郊特牲》记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所谓“蜡祭”，是每年农历十二月举行的年终祭祀，其核心是感恩天地神灵与先祖庇佑农事丰收。祭祀对象包括“先啬”（神农氏）、“司啬”（后稷）、“农”（农神）、“邮表畷”（田官）、“猫虎”（除害之神）等，几乎涵盖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诗经·豳风·七月》生动还原了这一习俗：“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诗中不仅记录了农作物的收获时序，更展现了农民以新酿米酒祭祀祖先、祈求长寿的虔诚。

尤为特殊的是“蜡祭”的参与者。《礼记》明确规定：“蜡之祭也，主先啬也，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这意味着从天子到农夫，皆需亲临祭祀现场，甚至包括猫、虎等“益兽”的象征物，体现“天人合一”的农耕哲学。

这一仪式与现代劳动节的核心精神不谋而合——前者感恩劳动成果，后者表彰劳动者，二者皆以“尊重劳动”为内核。

唐代是古代“劳动庆典”制度化的关键时期。据《旧唐书·礼仪志》记载，每年立春前后，地方官员需率百姓举行“籍田礼”，皇帝则亲耕“一亩三分地”以示重农。白居易在《观刈麦》中描绘的“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场景，正是唐代农忙时节的真实写照。

至宋代，劝农活动达到鼎盛。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颁布的《劝农文》明确规定：“农桑，王政之本也……州县官吏，每岁二月出郊劝农，以重本业。”地方官员需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宣讲农时、农技，甚至亲自示范耕作。

最富戏剧性的当属“开犁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每年二月二“龙抬头”之日，皇帝会赐宴群臣于先农坛，随后率百官扶犁三推，象征春耕开始。民间则以舞龙灯、唱秧歌等形式庆贺，儿童佩戴“春幡”（用彩纸扎成的农具模型）嬉戏，宛如一场全民参与的“农耕嘉年华”。

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时，曾写下《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记录劝农场景：“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词中不仅展现了农忙时节的生机，更透露出官民同乐的和谐氛围。

若说先秦“蜡祭”与唐宋“劝农文”以男性农耕为主角，明清时期的“先蚕礼”则将目光投向女性劳动者。据《明史·礼志》记载，每年季春三月，皇后需亲临先蚕坛主持祭祀，率领嫔妃、命妇采桑喂蚕，象征对纺织劳动的尊崇。

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周代。《周礼·天官》规定：“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明代将仪式制度化，皇后需行“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祭品包括“笾豆各十二，俎一，簠簋各一，尊一”，规格堪比祭天。

民间则衍生出“蚕花会”等民俗。浙江乌镇至今保留着“蚕花娘娘巡游”习俗，妇女们头戴蚕花、身着彩衣，抬着蚕神塑像穿街过巷，祈求蚕茧丰收。清代文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吴门风俗，清明后看新蚕，妇女皆戴蚕花，红白相间，小如豆粒。”

从先秦“蜡祭”到现代“五一”劳动节，中华文明对劳动的尊崇一脉相承。古代“劳动庆典”虽无固定日期，却以农时为坐标，形成春耕、秋收、年终三大节点；虽无统一名称，却通过祭祀、仪式、文学等形式，将“劳动创造文明”的价值观深植于文化基因。

从《诗经》中的“昼尔于茅，宵尔索绹”到《天工开物》中的“贵五谷而贱金玉”，劳动始终是中华文明最深沉的底色。《齐民要术》中的箴言：“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或许是对“劳动节”最古老的诠释。

籍田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