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时期“滇军入黔”对贵州的影响

□文/图　厐思纯

武昌起义爆发后，贵州宪政派与自治学社一度携手合作，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组成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枢密院负责赞画军事、指导民政方面的事宜；正院长由自治学社领导人张百麟就任；枢密院副院长由宪政派领导人任可澄出任。

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之初，由于受当时“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影响，自治学社基本上停止了活动。然而这时军政府内部的宪政派同掌握武装的军政股股长刘显世、善搞政治阴谋的耆老会（退休旧官僚、名士绅）头子郭重光联合起来，组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为了发展力量，郭重光瞄上了民间社团哥老会。他在立法院演说时公然煽动说：“哥老会对革命有功，应鼓励其公开发展。”于是省城内外开山设堂一哄而起，哥老会众背枪持刀，招摇过市，形成公口林立的乱局。市民不堪其扰，怨声载道。郭重光又怂恿前巡防营管带胡锦堂以“大汉公口”龙头及温瑞廷“黔汉公口”龙头之名，开山立堂，踞祠夺庙，大肆招揽会众。对此乱象，军警不敢干涉，官府不敢过问。五路巡防军总统领黄泽霖（自治学会领导人）对此束手无策，极其焦虑。北路巡防军统领李立鉴向其建议：采用以水治水之法，亦开“公口”，以相驾驭。黄泽霖觉得有理，遂开“光汉公”，自做龙头。之后宪政派与自治学社在开“公口”问题上使尽奇招，必欲压倒对方。正当双方的缠斗难分难解之时，宪政派发现民众对此极其反感，对军政府十分失望。为推脱罪责，重塑政治形象，宪政派便将社会乱象的罪责全推给了自治学社，大肆攻击黄泽霖破坏社会秩序、导致贵州成为“匪国”。

为击垮军政府，宪政派在抓军队的同时，盗用枢密院的名义，致电云南总督蔡锷，声称贵州“公口横行”，局势大乱，恳请滇军北伐假道入黔，“代定黔乱”。

时值清廷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复出后，对革命军采取“以打压和”的伎俩，派冯国璋率北洋军精锐南下，攻占汉阳，围困汉口。消息传到贵阳，张百麟迅速通告立法、枢密两院，力陈援鄂的重要性，认为没有武昌，就没有民国，并表示：“诸公若助我二千劲旅，愿以鲜血溅洒北军，以遂报国之志。”经立法、枢密两院决定，派都督杨荩诚率黔军驰援湖北。

鉴于军政府草创之初，人心不稳，张百麟率兵巡视盘江上游各地，广泛宣传军政府约法，划分官绅权限，平息金融风潮，消弭社会矛盾。这次巡视，无形中其而言，如果三个月约法之后，张百麟被推举为正都督，掌握了军权，那时就没有宪政派的戏了。于是任可澄与刘显世密谋：抢先布局，然后抢班夺权。恰逢此时郭重光得知四川悍匪罗魁经遵义窜至平坝，于是他暗中派人与罗魁联系，并建议军政府招编罗部，作为今后自己的私人武装。代理都督赵德全亦是宪政派拉拢的对象。为了使赵德全中立，便离间其与宪政派的关系，说“黄泽霖欲取而代之”，并许诺：若杨荩诚因军务不能回黔，军政府三月改选时，宪政派等决心拥戴他当正都督。赵德全听后心中窃喜，于是同意招编罗魁。罗魁率部堂而皇之地进入贵阳，那作为反制，便设鸿门宴将罗魁枪杀，将其部缴械后遣散。对此宪政派极为愤恨，又以重金收买东路巡防军统领谭德骥，伺机铲除张百龄、黄泽霖。

任可澄、刘显世等一面密切注视张百麟的行踪，电催其回筑；一面令副都督赵德全带兵援川，使内部空虚，便于夺权；一面假借贵州父老的名义，派军政府枢密员兼军政股副主任戴戡入滇向云南都督蔡锷诉说贵州“公口（帮会）林立，竟成了匪国”，要求滇军乘北伐之机，“代定黔乱”。

戴戡留学日本时与蔡锷时相往来，交谊甚深。到昆明后，戴戡立即与云南外交司司长周沆联系。周系遵义人，共同向蔡锷请兵。在此之前，郭重光又以耆老会的名义致电蔡锷，以贵州“公口”林立、地方治安无力维持为由，恳请滇军入黔戡乱。为了配合戴戡等人的游说工作，任可澄密电在蔡锷的幕宾贵阳人熊范輿。熊是宪政派，便积极怂恿蔡锷出兵。

蔡锷正犹豫时，又接到四川因“公口”问题向其请兵的电文，当即决定：命军政部、参谋部次长唐继尧为司令，率三千北伐滇军，挥师入黔。贵州得知唐部入黔意图后，便连连致电蔡锷，望其“阻兵”。并陈说“滇既举行北伐”，“而不当为党人利用妄杀同胞，挑动战祸”。这时，蔡锷亦意识到“黔省情况，党竞甚烈……为一党人争势力，而劳动糜饷，于我军妨碍实多”，于是力促戴戡、周沆“速回”昆明，并致电唐继尧“改道入川”。

唐继尧得电后犹豫不决，感到进退两难，便与戴戡商量。戴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蔡是命你酌量情况”，“贵州混乱，亦将影响邻省。不如我们将行军推缓，先派人到贵阳察看情况，再决定办法，也正符合蔡公来电的意义”。紧接着，戴戡与周沆联名致电蔡锷，声称如滇军改道，宪政会、耆老会诸人“必遭残害，株连良善，事在必至，元气、正气丧失殆尽。是滇兵不发，黔祸或缓须臾；滇兵改途，黔害立见糜烂。” 

1912年1月29日，张百龄回到省城，即发觉气氛异于往常，一种不祥之感向他袭来。2月2日清晨，奉宪政派之命，谭德骥率数十巡防军突袭田家巷张百龄住宅。时逢张百龄上厕所，兵勇冲门而入，正好与值日卫队营长彭尔坤撞面，叛兵误认为是张百龄，当即开枪击毙。验明正身后发现不是张百龄，叛军又在宅内搜索起来，见无所收获，便将屋内财物劫掠而去。这时张百龄正躲在屋顶瓦沟中，见南路统领陈守廉率兵来援，便发声露面。在陈的护卫下，张百龄去见赵德全，促其发兵平乱。谁知赵早已被离间，其部已被收买，故虚以委蛇，反劝张百龄暂避外省，待疏通后再迎回省。张百龄听后愤愤于色，厉声道：“我若不在，你还能生存吗？我看你的死期至矣！”说后与陈守廉同出，带陈部及卫队出城外瓦啄坡扎营。第二天，闻知黄泽霖已遇害，张百龄知大势已去，便与陈守廉退至安顺和贞丰。这时刘显世亦不肯罢休，必欲置张百龄于死地而后快，于是电告堂兄刘显潜，嘱其率兵截击。经交战，刘败张胜。张百麟见贵州已是宪政派、耆老会和刘氏武装的天下，加之滇军即将入黔，自己已无回天之力，便怅然流亡省外。

闻知“二·二”事变成功的消息后，戴戡倍受鼓舞。由于担心自治学社卷土重来，并深知唐继尧野心勃勃，不是久居人下之人，于是加紧游说对方。唐继尧亦想借“入黔平乱”来拓展自己的势力，便以贵州已发生“二·二事变”为由，公然违抗蔡锷之命，坚持“先平黔乱”。

2月5日，唐继尧部进入贵州，经盘县、晴隆、郎岱（今六枝县）21日抵达安顺，休息整顿后，于25日经安平（今平坝县）、清镇，27日抵达贵阳近郊。代都督赵德全派员前去欢迎，刘显世亲往郊外迎接，军政府为此设宴接风，然后将军官学校作为唐的行馆。唐继尧声称长途劳顿，须在贵阳休息三日后开拔北伐。赵德全头脑简单，对此深信不疑，毫无戒备之心。为使滇军留下好的印象，赵德全馈赠猪、羊、酒、米若干，以示犒劳。

见赵德全如此糊涂，唐继尧喜上心头，他随即与任可澄、郭重光、刘显世等紧急磋商，策划颠覆大汉贵州军政府及摧毁自治学社之部署措施。

3月1日，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占领各军事要塞，在南门外观风台上架起了大炮，炮口直对都督府和南厂兵营，其余步兵分别占领东山、螺蛳山、九华宫等战略要地。与此同时，刘显世与胡锦棠的保安营在城内与其遥相呼应，伺机配合。在刘、胡的率领下，城内的保安营围攻都督府和占领城中各条街区。黔军闻变，猝然应战，在敌军的强大攻势下全线崩溃，代都督赵德全、执法部长蓝鑫与新军第一标标统叶占标在败兵的簇拥下夺路而逃。南厂兵营的新军一部败退图云关方向，中途被歼灭，叶占标阵亡，其余700人缴械被俘。北路巡防军统领李立鉴率部退守黔灵山，打败了滇军和刘显世部的多次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李立鉴率部乘着夜幕撤往遵义方向。事后，李立鉴对友人和其部属说：“我们本势孤力弱，为什么还据守黔灵山坚强抵抗，给敌人以重创呢？主要乃显示我们黔军的忠勇，使敌人不敢轻视贵州无人。”

在省城的新军、巡防军被滇军和刘显世的团防军解决后，各要害部门亦一一被占据，贵州军政府遂被颠覆。3月4日，唐继尧迫不及待地组成新的军政府。在新的政令中：唐继尧任贵州都督，兼管军民两政；撤销枢密院与行政总理；在人事任命中，除一些要害部门由云南军人掌控外，戴戡、任可澄均任都督府左右参赞；刘显世、郭重光、周沆，华之鸿等有功人员均委以要职……

唐继尧夺取黔政后，首先拿南厂新军官兵“祭刀”。他命令滇军将押解被俘的新军官兵到螺蛳山下，用机枪集体坑杀。新军第一标第一营杨树青部亦遭毒手，除杨被骗杀外，其部官兵300余人全部被坑杀。代都督赵德全仓皇逃往其岳父修文沙子哨家中躲藏，惶惶不可终日，最终难逃厄运，被刘显世派人枪杀。至于自治学社骨干成员、唐继尧等几乎是“按名清查，一网打尽”，即令逃往外省亦不放过。如李怀安逃至广州，唐继尧、刘显世电请龙济光将其杀害；张泽钧（自治学社前领导人）逃离贵州后已在四川当官，刘显世得知后，便电请四川当局将其逮捕入狱，若非朋友营救，恐怕难逃此劫。就连原陆小和政法学堂学生，唐继尧亦不放过，捕杀之人难以数计。由此可见，唐继尧为了入主黔政，大开杀戒，势在消灭贵州革命力量。其手段之残忍卑劣，实在令人发指！

“滇军入黔”打破了民国初年贵州自治学社、宪政派及其他政治团体之间的恐怖平衡，自此贵州社会陷入了24年之久的乱局。那些政治新贵、军事强人有如从潘朵拉盒子里走出的妖魔，搅得贵州愁云惨雾，血雨腥风，将贵州社会推入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漩流中……

1912年贵州教育界人士与都督唐继尧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