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兆麟：从沙滩文化翘楚到近代民主革命者

□钟金万

　　在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禹门村乐安江畔，有一条长约半里的沙洲，名叫琴洲，沙滩由此而得名。以黎氏家族为主的百余户人家自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以来一直生活在这里。沙滩附近有禹门寺、石头山、琴洲等八处景点，风景旖旎宜人。禹门寺殿堂高耸，僧舍罗列，禅院幽曲，有藏经楼、读书堂。这就是黎氏家族的家塾，郑珍、黎兆勋、黎庶昌等人先后在这里求学。

　　沙滩黎氏素以诗礼传家，学习空气极为浓厚，不仅惠及子孙，而且泽及亲友乡邻。清乾隆以来，这里贤才辈出。不仅黎恂、黎兆勋、黎庶焘、黎庶蕃等很有名气，而且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的学术成就与诗文创作早已享誉海内外。沙滩在清代晚期已经成为全国知名文化区，人们将这一文化现象誉为“黔中冠冕”，称为“沙滩文化”。其中颇有政声的山东布政使王青莲(进士)、在殿试中获得一甲第三名的杨兆麟(探花)也曾就读于这里。后来，杨兆麟不仅成为恩师黎汝怀(字虚甫)的乘龙快婿，而且还著出石印本《守拙斋诗集》一册、手抄本《守拙斋文稿》(一名《杨次典文集》)一册，后存于贵州省图书馆，堪称黎氏姻亲中的后起之秀和沙滩文化的翘楚。他不仅是沙滩文化的践行者与传承者，更是一名从封建社会的改良主义者走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者。

　　杨兆麟(1871一1919)字次典，又名锡谟，是贵州省遵义县牛蹄场(今红花岗区金鼎山镇)人。早年就学于黎氏，受沙滩文化的沾溉。清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二十一年(1895)赴京会试便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公车上书”。二十九年(1903)杨再次赴京应考，荣获殿试一甲三名(探花)，成为遵义历代科举功名的最高者，授翰林院编修。编修的品级虽然不算高，却是一般士人进入权力机关的首要途径。三十二年(1906)，杨兆麟受公派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后来获得法学博士。同年加入同盟会，成为一名民主主义革命者。

　　杨兆麟所处的遵义，僻处西南一隅，与外界交往相对闭塞，在功名上没有多少出类拔萃的人，就是沙滩的几位大儒，也没有登上科举的最高殿堂。尽管有识之士不以科举成败论英雄，但能够登上科举最高殿堂的人确实堪称翘楚，这说明科举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是，杨兆麟却获得了一甲第三名的好成绩，这是遵义人在科举时代历史上的最大骄傲。

　　一甲前三名俗称“三鼎甲”。新科进士只有这三个人能跪御道，行御道，其他新科进士不能享受这一殊荣。

　　传胪典礼如此，次日的赐御宴也大不相同。只有一甲前三名能够用金碗用膳，其他人都用银碗。这就是荣誉，这就是赏赐，这就是资格。这也是学子们为什么要对金榜题名苦苦追求的原因。

　　在日期间，杨兆麟与章太炎先生交往甚密。归国后，杨兆麟任浙江省嘉兴府知府。宣统三年(1911)一月，清廷赏杨兆麟二品官衔，赐记名提学使、资政大夫。辛亥革命爆发，杨兆麟避居上海。

　　民国元年(1912)初，杨兆麟等旅沪黔人组织维持会，调停贵州宪政派与自治派之间的矛盾，力促和解。后来，因双方不肯让步，杨兆麟退出维持会。

　　由于上海米珠薪桂，物价很高，避居上海的杨兆麟一年后便萌发了回遵的念头，曾赋诗一首：“思归我渐成心结，认旧人惊失面肥。生计渐穷游复倦，脱身此去未全非。”杨兆麟率全家乘船到重庆后，经济已经捉襟见肘，由于西南地区匪患猖獗，从渝回遵已无钱雇请保镖随行，只得滞留重庆。

　　正在杨兆麟一家进退维谷之际，一个叫杨献庭的人登门求见。原来，杨献庭是遵义人，也是重庆一家镖局的掌门人。在交谈中，杨献庭对杨兆麟十分恭敬，称杨兆麟高中皇榜、贵为探花，不仅为杨氏光耀了门楣，而且为遵义城增光添彩。杨献庭自称是杨兆麟的子侄辈，愿为杨兆麟一家提供回遵路费，并免费护送回遵。感谢之余，杨兆麟接受了杨献庭的好意。同时，杨兆麟还把这位比自己小几岁的“家门”认作“宗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囚居瀛台，慈禧垂帘听政，国事日非，举国要求变法的声音十分强烈。心忧天下的杨兆麟跟其他士子一样，希望清除腐败，振兴国家。当他在报纸上看得章太炎先生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后，很有同感，思想逐步走出改良，开始同情革命。

　　民国四年(1914)，杨兆麟回到遵义，受到隆重欢迎。不久，杨力倡编撰《续遵义府志》。得到批准后，遵义县知事周恭寿聘请杨担任总纂。翌年(1915)，杨兆麟当选为民国非常国会议员。不久，章太炎先生又邀杨兆麟去北京共修国史，杨兆麟因为袁世凯及其北洋军政人员盘踞北京，加之与章政见不同，以“荒废久矣，何能望梁、攀之肩背”辞谢。

　　杨兆麟一生驰骋政坛，建树很多。探花及第后，他东渡日本留学，不仅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而且还于1906年秘密加入了孙中山创建并领导的同盟会，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开展革命工作。

　　光绪三十四年(1908)，杨兆麟从日本回国后被授予从四品修纂，不久任嘉兴知府。宣统三年(1911)，被授予二品记名提学使、候补道员和资政大夫。这年秋天，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老同盟会员褚民谊在嘉兴被捕，被关进死囚牢房。杨兆麟于深夜将褚民谊从死牢提出，以“秘密审讯”的名义将褚民谊押到衙门后堂，亲自为褚民谊打开枷锁镣铐，赠送路费帮助褚民谊流亡日本。这正是杨兆麟不顾功名利禄，顶着灭族之罪，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非凡之举，也是他有胆有识、敢以身家性命一搏的豪情义举。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各级政府纷纷垮台，杨兆麟弃官逃走，率全家进入上海法租界。当年12月下旬，孙中山回上海与杨兆麟晤谈，感谢并赞扬其释放褚民谊的义举，还希望他出来做事。但杨兆麟以自己对时局的观察，暂时谢绝了孙中山的邀请。

　　民国初期，杨兆麟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员后，积极参加了通电讨袁、反对帝制复辟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护国军兴起时，杨兆麟作为贵州省代表，入川慰问护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及其部队。

　　1914年至1917年，杨兆麟在遵义与地方贤达广泛交游，诗酒唱和。举人晏梦琴、李次乾，贡生赵乃康、幸心游等都是他的挚友。这期间，杨兆麟提议编撰《续遵义府志》。得到批准后，杨兆麟担任总纂，赵乃康、杨松岩二先生协助。编务未完，杨兆麟又去广州任职，将部分成稿带去修改。后杨兆麟不幸在广州逝世，残稿被带回，由赵乃康先生总纂完成《续遵义府志》一书。其间，杨兆麟利用业余时间，汇编刊行了萧光远先生的著书《鹿山先生全集》。

　　民国六年(1917)，杨兆麟应邀赴广州任护法军政府参议员。民国八年(1919)7月，孙中山邀请杨兆麟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并筹建中华实业会。7月的广州炎热逼人，杨兆麟不幸染上了猩红热，经过多方医治无效，于8月16日病逝于广州。杨兆麟病逝后，民国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孙中山亲往吊唁，政府给予一定的抚恤金。后杨兆麟归葬于遵义县牛蹄场金鼎山下的玉石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