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古港：广州人的小确幸

□潘玉毅

　　黄埔古港原称酱园码头，何以有此得名，如今已不可考。不过从文字上推断，也许此地曾经有一处或者多处酱园，人们通过码头运输酱油，经营此种生意;也许此地曾经人烟稠密，往来贸易的人像酱油似地搅作一团。无论哪一种解释，此间曾经的繁华是确凿的事实。

　　黄埔古港是明清时期广州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广州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盛况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港口的“黄埔”二字源自村名，大约在两宋时期，黄埔村的古渡口就已成为外国海船的集散中心，在中外贸易与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放眼当时，舟船往来，人声熙攘，小小的古村已隐然呈现“闹市”气象。

　　说起黄埔村，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掌故：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凤凰从远方飞来，落于此处筑巢栖息，人们以为祥瑞，便想给村庄改个名字。到底改什么好呢?村民们犯了难：叫“凤凰村”显然太过俗气，叫别的又体现不出祥瑞来。思来想去，考虑到黄埔村地处江边，依照汉语里水边地区为“浦”、水中陆地曰“洲”的传统，摸索出了两个备选答案“凰洲”和“凤浦”。然而备选答案是有了，到底用哪一个，村民们却争执不下，最后索性各叫各的。后来，外国的商人坐船来至此处，进行贸易和补给，免不了要与当地村民交流一番。问及村名，有说凰洲的，也有说凤浦的，外国人哪搞得清凤和凰的区别，老是混叫，久而久之，错着错着也就成对的了，“黄埔”之名尘埃落定。

　　虽然黄埔古港早在南宋时期就已有外国商船出没，但它真正的发迹史始于明朝。当时，因海上丝绸之路兴旺近千年的扶胥古港由于泥沙淤积，沧海为田，港口吞吐能力削弱，其地位逐渐被黄埔港所取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为了给过往的船舶提供导航，黄埔村中建起了海鳌塔。17世纪至19世纪，广州的海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被辟为广州外港的黄埔港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显然，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黄埔古港的崛起与清王朝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王朝在江、浙、闽、粤四地设立海关，其中粤海关在黄埔村设黄埔挂号口和税馆。凡外国商船登陆港口，必须先在这里报关登记，并由中国的引水员带船入港，办妥缴税等相关手续，货物才能进入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十三家牙行交易。清初诗人屈大均曾就此赋诗称赞，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雍正元年(1723)，因与罗马教廷间的“中国礼仪之争”愈演愈烈，雍正帝明令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对贸易进行了限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三口，指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规定运载货物的外国商船“必须下锚于黄埔”，中外贸易随即进入“一口通商”时代。

　　“一口通商”的时代格局，为广州的商贸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其经济腾飞提供了契机。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一举坐实了“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期间，作为广州港的主力港口，黄埔古港发展迅速。据史料记载，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道光十七年(1837)的80年间，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共计5107艘。

　　“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它们载着本国的货物远渡重洋，运来中国售卖，又把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带了回去。那个时候，每天都有无数的船只穿行于珠江之上，亦有无数的贸易故事在古老的港口上演。美国的“中国皇后号”曾经停泊于此，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也曾停泊于此，瑞典的“哥德堡号”更曾在十余年间三次停靠于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商贸的发展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到19世纪20年代，黄埔村从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变成了一个数千人的大镇。手工业者，贩夫走卒，十三行商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同外国商人商船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村里现今留存的黄埔直街和海傍街便是从前紧靠码头、商铺林立的集市，也算是旧时中外贸易的一道缩影。

　　经济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很多来华做生意的洋商并非来了就走，而是在牙人的安排下，租住于此，进行长期的商贸活动，甚至有部分商人老死于此。这一现象的产生，增进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并最终实现融合。当地村民多半也是通过外国商人的描述方才知晓外面的世界吧，是以很早就有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的传统。

　　如今，黄埔古港已然不复当年的模样，但它接轨世界的过程依然令人难忘。十余年前，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在古港遗址不远处落成，自此以后，每年的广交会都在这里举行。每当此时，人们心中隐隐有一种感觉，仿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现代国际贸易盛会隔着时空交汇在了一处。

　　怀古思今，黄埔古港是属于广州人的小确幸，又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