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一粒米抱愧

□游宇明

　　有件事，我特别自豪，活了五十多岁，从没浪费过一粒粮食。在我眼里，每一粒大米都是洁白无瑕的和田玉，值得我们珍视。

　　为了调控体重和血压，我对自己每餐的主食进行了适当压缩，年轻时一顿吃两三百克，四五年前吃百多克，如今，一般只吃五十克左右。不管吃多吃少，用餐完毕，我的饭碗一定干干净净，不可能有任何食物残留。女儿小时候吃饭，碗底多少要剩下一些，碗壁也会有粘着的饭粒，我总是教育她不要作践粮食。孩子出生于双职工家庭，没经历过太多的“风雨”，作为父亲，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将粮食无比宝贵的理念传递给她。

　　任何一粒米都是艰辛和汗水喂大的。18岁以前，我生活在农村，每到2月底，经常看到身材高大的父亲在秧田里打犁耙。2月份是初春，四十多年前，湘中山区的气候跟冬天没有多大区别，温度高的时候不过七八度，低的时候仅有一两度，我们出外都是穿着厚厚的棉衣、棉鞋。可父亲下田得打赤脚，而且在田里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经常冻得脸色发紫、浑身发颤，说话都连不成句。犁好了秧田得播种，播种同样需要赤脚下田。3月底，气温高一点了，依然需要穿毛线衣，此时，父亲又得对其他稻田施以犁耙。那时，家里水田虽然不到三亩，但想彻底翻一遍，怎么也得七八天，这段时间日日需要赤脚下田。将水田松好，4月下旬开始，又得插秧、施肥、不断治虫、除草，每隔三五天看水、放水，地势高的稻田还要用水车人工提水。到了7月中旬，早稻熟了，又必须下田收割。割稻、抱禾把、出桶、踩打稻机，再将工具和稻谷弄回家里、晒干、收仓，哪一件事都不轻松。收稻子碰上坡地还好，它们一般一个星期前就会放干水，脚踏在田里只有一个浅浅的印子，遇上水田，那就是踩一脚便是一个深坑、提一脚得使尽力气，干一天的活，人恨不得躺到床上不再醒来。

　　目睹一粒稻谷变成禾苗，再变成自己碗里的米粒，必须耗费农民这么多体力、时间，谁还忍心浪费吗?

　　我是1981年穿过高考独木桥挤进城市的。离开农村前两年，老家才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家里远不像后来一样吃啥有啥，很长一段时间，稻米根本不够吃，又没有钱去市场买。怎么办?一是多吃杂粮。儿时，小麦、荞麦、玉米、高粱、土豆、红薯都是我们的日常主食，一吃就是九个月左右，红薯更是“当红主角”，得吃上六七个月，最初是吃鲜红薯，而后是吃略带烂味的窖藏的红薯，再后是吃晒干的红薯片、红薯米(红薯切成的颗粒)，蒸、煨、烤、煮轮着来，这不是为了增加微量元素，更不是为了减肥、降血压血脂，只是为了活命。记得高一那年读寄宿，我背了小袋大米、大袋红薯米进学校。那时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同学在学校都是吃的白米，我好面子，蒸饭时特地将红薯米压在碗底，上面铺一层薄薄的大米，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没想到红薯米的比重比大米轻得多，经水一冲，一粒粒浮了上来，红薯米熟了颜色发黑，一钵好好的饭因此变得像煤炭一样。我只好端了杂粮饭，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吃掉，一边吃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扫着其他同学，那种恐慌、惊悸，直到今天都很难忘记。杂粮吃完，家里只好全部吃大米，即使是这短短的三个月，大米也不够吃，不得已，当家的母亲只好在饭里掺些老南瓜、白萝卜之类，担心混合饭的味道不好，她有时会加点盐稍稍改良一下，不过吃多了，同样倒胃。进入大学，我早晨吃的是白面馍馍，中午和晚上也能吃上白米饭，便觉得自己简直是置身于人间天堂。

　　单纯讲经济条件，我现在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用不着对极其便宜的粮食那么计较。我做了十九年副教授，十年以前已是这个职称的最高档——专业技术五级，工资、津贴离正教授只差几百块钱，后来晋升为国家一级作家，彻底抹掉了职称前的那个“副”字。我写作有年，在外头也有点虚名，一年的稿费、版税、讲座费、评委费之类亦有一定数目。然而，因为有过上述经历，无论个人经济状况怎样改善，我总有一种与粮食相依为命的感觉，情不自禁地会对它产生敬畏，甚至还萌生一种念头：在事业上努力，让吃过的那一批粮食高兴高兴。

　　我始终相信，每一粒米都读得懂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