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　田　记

□杨文凭

　　故乡沟壑纵横，山峦延绵，人多地少，稻田便显得弥足珍贵。

　　水稻，水稻，最不能缺的便是水。可是，有些年夏天，大雨倾盆，山洪暴发，黄色的狂龙沿着层层梯田，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禾苗被一片片的冲走，鱼苗顺水漂流，一年的希望可能打水漂。有的良田经不住肆虐，引发塌方，毁于一旦，损失惨重。

　　读初二那年，我家的大田发生大规模坍塌，滑落的泥石，把邻居家的稻田覆盖了大半。

　　也许有的村庄，上家稻田塌方的泥石，把下家的覆盖了，上家多多少少要承担连带责任，哪怕一点劳力上的赔偿也要有的。可是，邻居不怨天尤人，不互相责怪，也没找我们扯半点皮，全家老少齐上阵，以最快的速度清理泥石，恢复稻田原貌，补栽水稻。

　　父亲决定在塌方处砌一道高10多米、宽20多米的堡坎，一劳永逸，以绝后患。修堡坎，最需要石头，最好是坚硬光滑的大石块，可稻田四周根本没有什么基础材料。河边倒有许多上好的石料，但离塌方处起码有三四里的上坡路，道路狭窄陡峭，要想弄上来，极其耗费劳力，大家便劝父亲垒个土墙算了。父亲认为，稻田不仅出产全家的口粮，是当地人的嫁娶择偶的砝码，更是儿女们的希望，一定要修好修牢。

　　倔强的父亲，毅然决定修堡坎。每天天刚亮，他就去河边挑石头，遇见大的石块，就用铁锤敲成几块，再用肩膀扛上来，实在不行，就央求母亲赶紧放下手头的农活，一起帮忙抬。而我，每个周末都会从县城回家拿生活费，便被征为劳工，品尝了劳动之苦、生活不易。

　　每次抬石头，我在前，父亲在后，重力大多压在了他身上，可我刚爬坡几十米便觉得双腿被绑了个大铁锤，酸痛肿胀，寸步难行。坚持着往前爬，便眼冒金花，气喘如牛，呼吸困难，仿佛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只好停下来歇口气。

　　头顶烈日，额上不断冒汗，眼睛都睁不开，顺着脸颊漂流，嘴巴又苦又咸。头顶似乎长了一口四季不断的泉水，汗水刚擦掉，便又汩汩流出，等歇凉时被风吹干，脖子上全是“盐粒”。

　　每抬一趟石头，就会口干舌燥，得喝一大碗凉水，肚子咕哩呱啦的响个不停，又胀又饿，吃饭时却索然无味。

　　就这样，我们把一块块100多斤的石料，慢慢地从河边抬到山上的稻田。

　　那些日子，抬石块的铁丝都断掉了好几根，木杆把我压得肩膀酸痛，每次返回学校写作业时竟手臂麻木，钢笔也不听使唤。

　　千尺高台，起于垒土。迎着烈日，送走晚霞，日复一日，父亲变成了“黑人”，肩膀破了皮，搬运大小石料近千块，再一块块堆砌，敲打，磨合，终于在秋季来临时，独自把整个工程完成了。

　　我常想，我每周仅抬一天石头都如此艰辛，不知父亲整个盛夏是怎么坚持过来的，那该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和耐力呀?

　　多年来，那片稻田历经几次暴雨山洪，岿然不动，固若金汤。可时过境迁，外出打工生活的人越来越多，种田的人越来越少，稻田被打入了冷宫，渐渐被新生代农民工淡忘。很多农村孩子，长到了18岁，都没有下过一次田，栽过一次秧，更别说抬石头修田了。

　　这些年，我常年漂泊在沿海城市，又在异乡买了房，娶妻生女，再也没种过一次田，而两个妹妹也陆续出嫁，在城里安家落户。每年回家，我们都劝父母别种水稻了，又劳累又操心，父母表面应许，可春节刚过，他们又下田，忙个不停，直到稻谷压满田间。

　　几年前，家乡修高速公路，施工便道要经过我家的那亩大田，施工单位答应先赔好几万块钱，并承诺施工结束后再把田重新修好，我们都觉得挺划算，赶紧劝父母同意。可是，父亲害怕路过的工程车、推土机伤害稻田，日后难以长出好稻谷，断然拒绝“好意”。施工方无奈地摇摇头，只好重新改道，把那几万块钱给了别人。

　　也许，稻田已成了父母的儿女，付出越多便爱得越多，难以释然。只是，很多儿女长大了，会远走他乡，唯有稻田能伴随父母守望乡土，终老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