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参　杂　谈

□李世平

　　人参，素有“百草之王”的雅号。因有极佳的补益之功，是公认的“神草”，自古家喻户晓。清代乾隆皇帝对参甚为推崇。有人据宫廷“人参底簿”统计，他每日约服参一钱左右;除写诗歌咏，还封人参为“仙丹”。两个别称，正可成对。因经数十年、数百年的四季轮回，饱吸天宇清静飘逸之气，尽得地脉英灵厚重之质，故人参补气生津功力巨大。但由于历代泛釆，现今野山参，只在长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尚存极少;市售者，多为仿野生栽培的“林下山参”。普通栽培之品，俗称“园参”。药典说，人参味甘、微苦，微温。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临床上，体虚欲脱，脾虚食少，肺虚喘咳，气血亏虚，惊悸失眠，阳痿宫冷等症，均可用之。

　　按加工方法，主要有红参、生晒参、白糖参之别。红参，补气带刚健温燥之性，振奋阳气，适于急救回阳。生晒参，性较平和，用于久病羸弱之症。糖参较前两种力弱，宜于虚喘，失眠等症。产于朝鲜的称高丽参，种类划分与上相同。

　　西洋参(花旗参)，在药典上与人参分列。其性凉，补气养阴，清热生津。适合于气虚阴亏，咳喘痰血，口燥咽干等症。

　　凡珍贵价昂的东西，难免遇到伪品。宋代《图经本草》载有简便识别真假人参之法：“使二人同走，一与人参含之，一不与，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者，其人参乃真也。”提神助力之功，不言而喻。

　　从赴西藏人员的身体状况看，提前服过人参者，耐缺氧能力大大增强。晚清名臣翁同龢考状元时的一个故事，也反映了人参显著抗疲劳功效。

　　咸丰六年，翁与同榜进士孙毓汶，都是进入殿试的佼佼者。孙家想独占鳌头，便生一计。应试者考前，需寄宿皇城附近。孙家距朝门近，特邀翁住其府。晚饭时，孙父频频劝酒。席散后，其让子早睡，自己则邀翁到书斋，不厌其烦讲解殿试事宜，直至深夜，方才罢休。翌日，翁同龢拿到试卷，但觉头晕脑胀，倦怠乏力。无奈中，想起行前父亲给的老山参，掐了一截咀嚼，须臾，神清气爽，文思泉涌，运笔疾书，终夺状元。故时人称其“人参状元”。

　　栽培之品，年限、功效，虽远不及野山参，但亦能达到药用要求。

　　家母久病虚弱，医院诊断为心衰、贫血。外感致病甚危重，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如住院治疗，陪护照料受限。遂在家吃药、输液，并用人参煎水急服。随参汤下咽，“血氧饱和度”即刻上升。知者莫不感叹。

　　然并非所有重症都可用参。清代徐灵胎说：“人参者，乃医家邀功避罪之圣药也……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然后用之。”补益不慎，亦会致病。

　　民国时安徽省主席之母，高烧不退，经多医诊治无效，慕名请冉雪峰(1877-1963)先生诊治。查病之后，处方中皆普通廉价之药，唯于处方后特注：“用上好野山参一两，瓦上煅为白灰，煎汤作药引。”患者服后，药到病除，令他医不解。先生诠释：“患者素用贵重之药，岂肯轻信价廉之品。人参乃为安其心。但阴伤热炽，不宜用之，烧灰让它有名无实。”笔者冒昧揣度，有层意思，先生未言。旧时养尊处优者，多服参进补，难免有过，产生积滞。故用《医学正传》“溯源散”之意，“食何物所伤，或粽，或肉食，则以原食之物烧存性”，研末吞服，所伤之宿积即下。用“参灰”，更多是为了消导服参造成的积滞。

　　民间有服参后，不能再食萝卜的说法。用人参后，出现闷胀，确可用莱菔子或生萝卜解之，但二者并非“相恶”关系。其中机理，清初陈士铎有云：“人参得萝卜子，其功更补。盖人参补气，骤服，气必难受，非止喘胀之症也，然得萝卜子，以行其补中之利气，则气平而易受。是萝卜子平气之有余，非损气之不足，实制人参以平其气，非制人参以伤其气也(《本草新编》)。”况中医补气，常辅以行气药，如陈皮、木香之属，以避“呆补”。

　　古人制方用药，重视升降浮沉之理。攻补并用，逆从兼施，“反佐”用药，乃为更好地调节人体气机。

　　乾隆这首小诗，除了赞美人参，尚提及用药之道：奥壤灵区产神草，三桠五叶迈常伦。即今上党成凡卉，自惜天公保异珍。气补那分邪与正，口含可别伪和真。文殊曰能活能杀，冷笑迷而不悟人。诗末借佛门典故示人，不论何药，利弊同在。遵循医理，辩证用药，方可救命于危急;畏用滥用，误用乱用，无异毒药，能杀人于无形。奈何世间总有偏执不悟之人，可不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