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政协履职　我的提案故事

建言打通“断头路”　早日实现黔东北互联互通

□本报记者 顾 怡

　　“尽早打通断头路，从而形成武陵山片区北上南下快速大通道，对降低铜仁至玉屏铁路运营成本，促进沿线旅游优质资源开发，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断头路”问题是铜仁市政协持续关注的议题，也牵动着各级政协领导和委员们的心。省政协委员、铜仁市政协主席陈康告诉记者，他将会继续关注“断头路”问题，并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向大会提交提案。

　　“加强交通规划衔接和在建项目协作……优先建设联接片区内以及片区与周边区域的‘断头路’，提高通过深度和密度，推动片区交通互联互通、快进快出，打通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命脉。”这是2019年10月10日，在湘鄂渝黔四省市政协助推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合作联席会上达成的“铜仁共识”中提到的。

　　“铜仁共识”中提到的“断头路”，是铜仁市各级政协委员、省政协乃至全国政协等单位共同关注的问题，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委员到现场查看具体情况，了解症结所在。

　　在2019的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陈康委员曾就此提交过提案，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该提案未能办复，“断头路”也还是迟迟未能开工。“今年我们还会继续关注‘断头路’，通过铜仁的省政协委员和驻黔全国政协委员这一渠道，把提案带到省‘两会’和全国‘两会’上，希望通过提案的办理，早日消灭这条‘断头路’，打通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命脉。”陈康委员这样说。

　　2019年9月10日至12日，省政协副主席陈坚率队就武陵山片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助推区域脱贫攻坚进行实地调研时就曾指出，由于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时序不同步，我省在省际通道建设上还存在不少“断头路”。武陵山片区资源禀赋相同，经济条件一致，应该是协同发展的经济区。但“断头路”的存在，势必会造成省际交界地区的“经济空洞”，制约扶贫产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铜仁至吉首铁路作为跨省铁路项目，在省、市共同努力争取下，国铁集团(原铁路总公司)已于2016年底开展项目勘察设计工作，并于2017年9月进行项目可研，2018年8月完成了可研审查，2019年下半年报国家铁路有关部门审查，目前贵州、湖南两省正在办理相关审批前置手续。其中，铜仁段线路方案已于2018年10月优化稳定，各项前期工作推进较为顺利，现已完成规划选址及用地预审前期有关手续，待按程序报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后即可办理。而湖南凤凰段线路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推进相对滞后。就湖南凤凰段同步推进问题，省、市曾多次与湖南方面协调对接加快进度。

　　为力争铜仁至吉首铁路早日开工建设，省长谌贻琴等省领导亲自关心支持，多次带队向国家发改委、国家铁路集团汇报争取，主动加强与湖南省沟通对接，促成两省于2019年5月14日向国家发改委呈报了《关于恳请支持加快铜仁至吉首铁路前期工作的函》(黔府函〔2019〕47号)，6月20日国家发改委复函表示将积极支持地方会同国家铁路集团及有关方面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要求路地双方尽早协商确定建设方案和出资比例，待可研上报后将加快办理，并给予资金支持。通过与铜仁市对接了解，目前国家铁路集团暂未将铜仁至吉首铁路纳入近期建设投资计划。

　　陈康委员告诉记者，制约这个项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国铁集团暂未列入近期建设计划。该项目作为跨省铁路项目，应由国铁集团统筹安排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然而，国铁集团暂未将铜仁至吉首铁路纳入近期建设投资计划，对贵州、湖南两省前期工作推进统筹指导调度不够。二是湖南凤凰段推进工作相对滞后。湖南凤凰段线路目前还未稳定，各项前期工作推进相对滞后，严重制约项目整体推进。三是地方资金筹措压力较大。作为新开工铁路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在项目开工建设前资本金需全额到位，且比例相较原来可能有所提高，当前铜仁市乃至全省正处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时期，财政支付压力大，加之受金融政策影响地方筹措资金较难。

　　俗语说“要致富，先修路”，一个区域要想达到集中连片，共同发展，那么修通区域之间的道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的收官之年，这样的 “断头路”成为了横亘在政府和百姓心中的一根“刺”。2019年12月23日至25日，全国政协民宗委就2019年湘鄂渝黔四省市政协助推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合作联席会议的情况报告赴黔调研时，到铜仁至怀化高速公路“断头路”的现场进行了实地查看，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副主任罗黎明表示，“断头路”对武陵山片区连片发展，互联互通造成制约，调研组将会把问题带回去，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在提案中，陈康委员建议请省委、省政府帮助支持、高位推动，协调湖南省同步推进项目相关前期工作，两省共同争取国铁集团将该项目纳入2020年开工建设计划;同时请省直相关部门加大帮助指导力度，确保铁路铜仁段各项手续办理工作顺利推进。

努力寻找大数据　疏解民生痛点的钥匙

□本报记者 曾 丹

　　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景亚萍将代表致公党省委作《关于畅通群众办事痛点疏解数据渠道推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并以此内容提交致公党省委提案。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景亚萍委员介绍说，2018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受到广泛好评。

　　“我省在纵深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过程中，以政务数据汇聚、融通、应用为突破，创新省级信息化建设机制，全力推进‘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政务数据‘聚通用’取得新成效，有力助推‘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化。”景亚萍委员介绍说，“一云一网一平台”是我省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通过建设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向上连接国家，形成向下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体系，在贵州政务服务网及其移动端为政府、企业、群众提供“一网通办”大窗口，以“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提升企业和群众的办事体验及办事效率。

　　“早在2018年11月，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部门推出‘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我省是这次全面完成100个堵点疏解工作的13个省市(区)之一。”景亚萍委员介绍说，在她任省大数据局副局长期间，我省积极开展“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推动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数据共享，重点围绕政务服务“最多跑一次”进行改革，进一步提升了政务服务水平，创新了社会治理模式，提高了办事效率和市民满意度。

　　源于曾经在省大数据管理局工作的经历，今年的省两会，景亚萍委员对大数据服务民生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方面给予了极大关注。前一段时间，作为致公党省委副主委，景亚萍委员带队深入一线调研，发现我省在推动“一网通办”、通过“数据通”解决群众办事过程中，还存在“行业领域政策支撑不足”“数据通不等于业务通”“数据共享质量还不够高”等问题。调研组发现，尽管国家在加快实现“一网通办”方面出台了系列文件，但各行业领域制度或规章没有同步完善，群众在事项办理过程中仍需上传大量纸质证明材料;尽管公安部门人口身份核验、交通运输部门运输许可、民政部门婚姻、低保等数据已通过实现共享，但由于职能部门没有按照“一网通办”要求对业务流程进行重构，很多政务服务事项群众仍不能实现“全程网办”;去年以来，省级信息化建设实行统建统管模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新建系统的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因各部门利用中央资金、自有资金等进行建设未纳入统筹，2019年就有省级部门62个自筹资金项目、涉及资金5.36亿元，未能实现数据标准统一，导致数据共享质量不高。

　　为有效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和水平，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数据支撑，景亚萍委员和致公党省委的同事一起完成了《关于畅通群众办事痛点疏解数据渠道推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建议》提案，提出了“修订完善政策措施”“统筹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数据共享服务能力”等建议。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省级信息化建设新机制，改变了原来省级部门自主建设、自主运维的模式，建设管理、数据共享、资金节约等方面的效应正在凸显。”提案认为，我省需要进一步巩固新机制成果，保障“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而2010年颁布的《贵州省信息化条例》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大数据的发展，需要通过统筹建设、购买服务方式进行修订，从立法层面保障信息化建设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真正从源头上打破“数据烟囱”，避免“建用脱节”。针对目前存在问题，提案建议：一方面，理顺体制机制，刀刃向内，把大数据作为业务审批流程再造的推动，推动审批制度改革和业务流程再造，强化电子证照等政策支撑，打通系统和业务流程的“断头路”。另一方面，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服务下沉，推进部门政务服务、应用下沉至村，让基层政务服务“能办、会办、好办”，让数据多跑路，办事人员少跑腿，真正让基层对下放的权利接得住，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进一步巩固“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成果，提升政务数据目录梳理、资源发布、共享交换、数据调度、数据开放等服务能力，完善人口、法人、宏观经济、空间地理、社会信用、政务服务等基础库、主题库，优化数据调度流程，实现自流程化管理，推动群众办事优服务、提速度、减材料、缩时间。

　　“2019年12月，国务院对我省统筹‘一云一网一平台’建设、提升‘一网通办’效能做法给予通报表彰。”景亚萍委员说，她希望通过致公党省委提案，促成我省进一步强化数据共享协调调度，通过贵州省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全面实现痛点数据共享交换，畅通痛点疏解数据渠道;同时，促成相关部门须加大对接力度，进一步推进解决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有效破解民生痛点。

一件提案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上台阶

□本报记者 曾 丹

　　作为中国首批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我省持续不断地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倾力打造服务和效率高于周边、成本和负担低于周边的营商环境“贵州高地”，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联动，各级职能部门全程参与的营商环境建设新局面。

　　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石校瑜代表民盟省委省委作《关于优化贵州省营商环境的建议》大会发言，并以此内容提交民盟省委提案，为贵州优化营商环境再“加速”建言献策。

　　“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投资率增长0.3%，GDP增长率增加0.36%。”谈及《关于优化贵州省营商环境的建议》，作为提案主要撰稿人的石校瑜委员介绍，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对营商环境优化建设力度持续增强并取得积极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持续上升。与此同时，随着认识的不断提升，营商环境优化建设力度和成效与市场主体期待之间存在的差距也越来越突出。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面监的主要问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破障碍去繁苛，为市场添活力，为人民增便利，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已成为各地党委政府高度关注关心的课题。”石校瑜委员说，正是基于这一缘由，民盟省委将我省营商环境建设作为今年省两会提案的关注点之一，为持续优化贵州营商环境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作为中鼎资信评级服务公司董事长、省委智库专家、省小微企业商会会长，石校瑜委员对我省营商环境调查研究已有十年以上经历。这些背景，为他负责完成民盟省委关于营商环境的提案奠定了坚实基础。

　　助力优化我省营商环境，是民盟省委2019年度重点调研课题。“本次调研以更加全面的视觉和广义的理解对营商环境开展研究，对涉及市场主体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全方位的调研，同时，对相关问题进行分类。”领题后，石校瑜委员和团队开始在省内深入开展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省外网上调查工作，现场调研范围遍及全省九个市州、贵安新区及部分县区。

　　“贵州是全国率先对标国际公认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标准开展第三方评估的省份。”石校瑜委员介绍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优化建设，均对营商环境工作专门作了专门的安排和部署。2018年以来，我省正式施行《贵州省外来投资服务和保障条例》，出台首个以“营商环境”直接命名的营商环境优化建设纲领性文件《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方案》，印发《贵州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出台《贵州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方案》，同时开通营商环境投资投诉热线，及时受理企业和个人诉求，并通过开展督查暗访和集中整治等等，不断推动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我省不断厚植营商环境这个‘绿水青山’，也正在收获产业大招商的‘金山银山’，但营商环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石校瑜委员介绍说，通过对全省民营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他们分析发现我省营商环境还有以下瓶颈，因政府财政支付能力不足，导致政府违约失信事件时有发生，县级政府尤其严重;因放管服改革力度不足，导致基层政务服务能力及水平较差;因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改革滞后，导致市场主体待遇不公;因对外开放不足，导致市场资源配套不好等等。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石校瑜委员说，结合实地调研的情况，民盟省委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建议：一是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用新政绩观引领干部新作为。二是严控新增政府债务，大力盘活国有存量资产。三是坚决整治政府重大违约失信案件，维护政务诚信形象。四是建立和完善基本法律制度，营造良好法制环境。五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职责归位。六是加大政策落实评估力度，以评促管以评促改。七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补齐营商环境建设短板。

关于民族地区应对自然灾害的建议

□本报记者 陈 庆

　　2019年7月23日21时20分许，六盘水市水城县鸡场镇坪地村岔沟组发生一起特大山体滑坡灾害，滑坡体约200万立方米，导致居22户21栋房屋被掩埋，43人遇难、9人失联、11人受伤。

　　灾害发生地坪地村岔沟组共有27户109人，其中少数民族8户33人(布依族4户19人)，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杂居地区。

　　省政协委员、时任水城县民宗局副局长的伍梅连续几天都无法入眠，心情非常沉重。太多的工作要做，太多的灾民要安置，为了更快地抢险，为了更好地安置灾民，伍梅委员尽了全力。当然，这里面还有更多的人的辛勤付出。水城县的少数民族以苗族、布依族居多，在这次抢险工作中，少数民族干部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民族干部迅速融入民族群众中，汇集起抢险救援的强大合力。二是民族干部与民族群众一道想办法、谋发展，激发灾后重建的强大动力。三是民族团体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召，动员群众防灾减灾、重建家园，取得良好效果。县布依学会8名老领导、老同志深入到民族群众家中，开展工作113天，共走访 63人，谈话96 人，开群众会6次57人，在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动员群众积极生产自救、重建家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相关部门积极履行职责，以服务民族地区发展为己任，做出卓有成效的努力。县民族宗教局在有限经费中划拨10万余元支援灾区建设，派出工作人员深入灾区指导少数民族群众做好抢险救援、灾后重建工作，共有1人被表彰为“7.23”抢险救援、灾后重建工作先进个人。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不少少数民族群众居住于山高、谷深、高寒、干旱地区，这些地方也是自然灾害高发区，民族地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一些少数民族群众防灾意识较为薄弱。做好民族地区防灾减灾工作，是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经历了这场灾难，伍梅委员对少数民族地区抢险救灾工作多了些分析思考。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她提出了《关于发挥民族工作优势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提案。

　　伍梅委员在提案中建议，用更便于少数民族群众接受的语言和传播方式，普及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开展以少数民族语为主的气象科普宣传工作，制作双语宣传册、气象科普知识动画片，对少数民族进行系统、直观的宣传科普教育;向民族地区提供防灾减灾专项资金支持，降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因灾致贫、返贫的风险。针对不同地区的具体灾害类型，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新应急救助装备，进一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少数民族干部是少数民族群众中的优秀代表，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拥有较高的威信和较强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和计划，从教育、培训、使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伍梅委员的工作还在继续，2020年，灾后群众搬迁工作将继续进行，而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当地的民族工作和其他工作仍继续开展。她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会将自己的毕生都奉献给民族工作，奉献给少数民族地区。”

加强保护培育贵州地理标志农产品工作

□本报记者 张 洁

　　“地理标志农产品在推动黔货出山，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作用明显。 但因为地理标志的注册、管理和应用涉及到的部门众多，加上部分民众认识不全面等因素，造成了地理标志在实际应用和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为此，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何枢提交了一份《关于充分发挥地理标志农产品在黔货出山中独特作用》的提案。

　　“2019年我省新增46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商标，较2018年同期增长35.3%，全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商标总数增至344个，全国排名第八。其中“修文猕猴桃”、“织金竹荪”等15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拟纳入第二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清单，代表贵州走向欧盟市场。”何枢委员列举的这一组数据，切实地提醒了广大人民群众，实施具有地方特色、以地理标志为主导的农产品品牌战略，是发挥本省比较优势，推动农业产业化，缩小发展差距的重要突破口和切入点之一。

　　在何枢委员看来，贵州省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多样化的气候资源，造就了无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农产品。

　　但何枢委员在多次调研中发现，目前地方政府对地理标志的有效管理和发展探索明显不足，地理标志注册数量增长较快，但是注册后的推广使用和管理并不配套。同时政府后期投入不足，缺乏必要的基础性研究，对地理标志的典型特征特性没有深度挖掘，特征特性总结和表达不全面，“比较优势”不明显。加之政府部门宣传引导不足，导致农户商标品牌意识淡薄，忽视商标品牌的附加值。此外我省大部分地理标志农产品起步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品牌档次低，同质化现象严重，限制了地理标志商标农产品价值的提升，

　　对此，何枢委员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明确专门的议事协调机构挖掘、发现、创建地理标志产品。二是加强对地理标志产品的申请注册、标准制定和保护工作。三是加强对申报的地理标志产品维权和维护工作。四是加强地理标志产品在实践工作过程中的应用，创造价值推动黔货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