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诗”那点事儿

□唐宝民

　　中国是诗歌大国，特别是古诗词，曾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绽放出灿烂的光芒。古书中，曾记载了许多“改诗”的佳话，如将“春风又过江南岸”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如将“僧敲月下门”改为“僧推月下门”等等，这些故事中所记载的改诗目的，是为了文学上的需要;但在中国历史上，“改诗”的目的并不完是全出于文学创作的需要，还有别的目的，比如政治目的等，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赵匡胤在落魄时，曾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这两句诗，虽然写出了一种豪迈的霸气，但没什么文采，所以，赵匡胤去世后，朝廷的文官们为他修史，觉得这样缺乏文采的诗句有损领袖的形象，就将其改为“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心万国明”，这样一来，果然有文采了，但这样有文采的诗句是老赵写的吗?它们与老赵何干?再者说了，老赵是政治家，又不是文学家，政治家只要能打天下、治理天下就可以了，有没有文采对他很重要吗?这帮修史的文人真是吃饱了撑的!也太没节操，拍马都拍到阴间去了!恐怕是做给活着的现任皇帝(赵匡胤的亲弟弟)看的吧!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义前，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诗写得豪气冲天，因此感动了无数人。然而史学家黄彰健先生却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说：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是梁启超篡改的，谭嗣同的原诗是：“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篡改谭嗣同的这首诗呢?黄彰健认为，这首诗泄露了戊戌变法中的一个秘密、泄露了维新派曾有武装夺权的谋划，因此，梁启超就改写了这首诗，这一改动，就遮掩了原诗中暴露的维新派擅自决定围园劫后这一“公罪”，没有了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坦诚。应当承认，经梁启超的笔改写的诗，的确比原诗更加豪迈，但却违背了先烈的原意，也有违历史的真实性。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高官学者耗时十三年编成的大型丛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带来巨大影响;这些都是积极的一面，然而，《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负效应——清廷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在编纂过程中对古籍进行销毁和删改，鲁迅先生就说过：“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病后杂谈之余》)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被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因为“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如宋代词人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中的那句“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因为“膻腥”犯了忌讳，所以这句被改成“洙泗上，弦歌地，亦凋零”;最荒唐可笑的是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为“人道宋王曾住”，其实，“寄奴”本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与犯忌的“胡”“戎”“夷”“虏”等并不相关，可是，编书者担心惹祸上身，就主动把“寄奴”改成了“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