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百年：民初商界齐护法 (接上期)

投桃不报李

　　走进新时代的商人和实业家们，为建设强盛国家的热情所鼓舞，决心团结起来。但政治形势再度急剧变化，导致北京政府态度前后摇摆，却让全国商联会成立未几，即面临夭折的命运。

　　袁世凯一向务实，且倚重商界，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屡次力邀老同事张謇北上执掌实业(先后任实业、工商、农林总长)，即是一例。1912年底王一亭等在京发起全国商联会时，工商总长是同盟会干将湖南人刘揆一，刘在批文中称工商界此举富有远见，值得嘉许，此后必能“实力进行，扩充商业”，工商部则乐观其成。这一表态，至少是得到袁大总统默许的。

　　1913年3月，刚在国会选举中率国民党大获全胜的宋教仁，入京组阁前夕于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孙中山借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以上海总商会为首的全国商联会，对此持不赞成态度，在战事爆发前，曾以总事务所名义致函请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律严拿，依法惩治”，但遭孙坚拒。

　　因为“集合团体通电各埠同心拒逆”，“实属深明大义”，北京政府特地传令嘉奖上海总商会，主其事的总商会协理兼全国商联会总干事贝润生，还获得了农商部(由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而来)颁发的四等勋章。

　　但“动乱”平息后，袁世凯痛定思痛，对宪政民主那一套倒了胃口，开始处处收权。尽管全国商联会关键时刻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但他们事变前夕公然索要商界国会议员“指标”的做法，事变期间显示出足以影响局势的实力，局面稳定后又屡次发出不和谐声音(如1914年初奉天省商联会上书反对政府现行税制)，不能不引起擅长权谋的袁总统高度警惕：若任其独立发展，日后势将尾大不掉。于是，他指令农商部，设法取消全国商联会，监督分化各省商会。

　　1914年9月，北京政府公布《商会法》，规定各省可成立商联会，但对全国商联会只字未提，无形中取消了后者。此法案一出，商界哗然，农商部的回复口气强硬：全国商联会系前工商部批复立案，现《商会法》既有新规定，从前章程当然一律无效。

形势比“袁”强

　　按北京政府《商会法》精神，附设于上海总商会的全国商联会总事务所失去法律依据，此时已不便公开活动，只好宣布停止对外办公，由湖北省商联会“接棒”牵头继续向政府抗争。

　　1915年3月底，经湖北省商联会总干事盛竹书提议，商联会上海总事务所召集了21省区53个商会的78名代表，在上海举行全国商会临时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商会法》，最后达成共识：全国商联会的存废，实为全国商务盛衰和各地商会存亡之关键，决不能稍作退让。

　　此时的袁世凯政府，外受与日本交涉谈判“二十一条”的巨大压力，内有加紧恢复帝制的秘密图谋，孙中山等流亡海外的“叛党”又不时鼓噪反攻，也急需再跟紧握钱袋子的国内工商界拉近关系，他不得不对商人们让步。1915年12月14日，修改后的《商会法》颁布，明文规定“总商会、商会得联合组织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得设立总事务所”。至此，三年前曾得到过一张“准生证”的全国商联会，几经波折，终于拥有合法的身份，可以名正言顺地“落户京沪”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