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传统叙事智慧与文化记忆的呈现

□胡光贤

《屯堡》     冉正万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由贵州出版集团、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冉正万的长篇小说《屯堡》，作为贵州省实施“四大文化工程”进程中涌现出的优秀文学成果，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精湛的叙事艺术，生动呈现了屯堡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深度诠释了传统叙事智慧的当代价值，为屯堡文化的研究推广与活态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载体，具有鲜明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影响力。

以小人物见大明风云

书中，冉正万于平凡处运笔，将一个废榜进士郝余良的个人沉浮与王朝更迭的宏大背景缝合得密不透风，使读者在个体命运中窥见时代洪流的走向。

全书有18个章节，16万余字，是集史料性、文学性、思想性为一体的长篇佳作。读者在读小说故事的同时，如同在读一部大明史诗。故事主要发生在安顺一带，这里自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实施“调北征南”战略后，逐渐形成一批军屯聚落。如今，屯堡作为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及周边区域保存完整的明代江南移民文化遗存，约20万屯堡人仍然延续着600年前的生活习俗。

小说以主人公郝余良为叙事线索，以“南北榜案”为背景，讲述了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故事，更串联起一批人物。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郝余良成为废榜进士后，在时局变动中，为了躲避包办的婚姻，与长工李项一路向西，从江南到西南，一路跋山涉水，走进贵州。作者通过描写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带领读者了解屯堡文化的发展历程，同时刻画了郝余良对世俗陋习的反抗，凸显其对封建礼教的不满。郝余良来到省城（贵阳），当得知张信（告密者）也在此地官场时，他毅然放弃仕途，并留下“绝不与告密者同食”的豪言，表明了他对做人底线的坚守。

在蛮荒中播种文明

郝余良的足迹，丈量的不只是黔地的万水千山，更是文明与蒙昧、公义与私欲的无形边界。他在烟笼山与阿嘎屯的每一次抉择，都为尚在孕育中的屯堡文化，注入了仁爱与教化的鲜亮底色。

小说浓墨重彩地塑造了郝余良正气凛然的君子形象。在烟笼山，他被世居的少数民族同胞所救。养伤期间，他感念于这份淳朴与善良，毅然冒险前往其四叔郝安贵管辖的傅家寨，以珍贵的“红盐”换取铁器（菜刀、锄头、铁锅等），将相对先进的生产工具带进大山，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当郝安贵为谋私利侵吞盐田时，郝余良挺身而出，鼓舞族人奋起抗争。在“烟笼山之战”胜利后，他从受伤长工口中得知其叔父竟是幕后黑手。面对亲情与道义的终极拷问，他毫无迟疑，毅然奔赴贵州都指挥使司，向镇远侯顾成揭发了血亲的罪行。他深知，郝安贵火烧屋舍、屠戮孩童的暴行，已使其沦为不可饶恕的恶魔，唯有大义灭亲，方能无愧于心。

行至阿嘎屯，目睹当地文教凋敝的状况，郝余良又倡学兴教，力推官学，让闭塞山乡响起了朗朗读书声。

作者以工笔细描的手法，伴随着郝余良的西行之路，还原了六百年前贵州“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的险恶与苍凉。北盘江的惊涛骇浪、公家背夫负重攀缘的艰辛，无不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生存之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调北征南”的号角吹响，三十万大军及家属从中原、江南迁入，实行“三分戍守，七分屯田”的制度，拉开了军屯、民屯、商屯并举的开发大幕。

在穿越崇山峻岭的旅程中，郝余良深入“化外之地”，发现那些被视作“蛮夷”的原住民实则热情淳朴、心地善良。他主张打破隔阂，促进汉人与世居民族的往来交融。郝余良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与各民族百姓打交道的经历，使他成为屯堡文化起源与发展的见证者，小说中所呈现的故事，也成为六百年文化碰撞（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与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和屯堡文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在虚实之间唤醒历史记忆

冉正万摒弃了枯燥的史料堆砌，用充满张力的文学语言和古今对照的巧思，让六百年前的屯堡故事变得鲜活可触，为历史题材写作提供了生动的范本。

在互联网时代电子阅读碎片化的背景下，很多读者面对历史题材的作品，往往觉得枯燥无味，越读越没兴趣。冉正万以小说的叙事手法，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加上细腻生动的文学语言，把历史题材作品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读者读到的不是冷冰冰的历史大事记，而是每个人物命运与社会发展变迁紧密结合的故事；通过事态的发展与人物心理描写，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世俗人情的变化。读者通过阅读《屯堡》，可以完整了解屯堡文化的起源，真正意义上了解屯堡文化的历史意义。因此，《屯堡》是走进大明、了解大明王朝的活化石，对于研究屯堡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亦成为贵州实施“四大文化工程”之屯堡文化的精神缩影。

小说并未正面强攻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另辟蹊径，借由郝余良的双眼，以“小切口”透视“大历史”。在贵州军屯的崎岖山路上，他偶遇了被贬的周王朱橚。面对这位落魄皇族，郝余良看到的不是身份的尊卑，而是朱橚为编写《救荒本草》《袖珍方》，一路西行、尝遍百草以解民生疾苦的医者仁心。二人志同道合，郝余良大力协助其完善医书，这一情节不仅丰满了人物形象，更为中原医药文明的火种在黔中山野播撒、促进后世中医药发展埋下了伏笔。

《屯堡》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把打开大明王朝与贵州屯堡文化的钥匙。它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与社会变迁的映照，让读者真正读懂屯堡文化“源于大明、融于贵州”的历史意义。作为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中屯堡文化的精神缩影，这部作品兼具极高的史料收藏价值与艺术感染力，堪称走进大明、了解西南民族融合史的“文学活化石”。

在对比中照见生命的温度

小说通过夏家青的柔韧与烟笼山女子的粗犷之间的对照，既揭露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又赞美了少数民族女性生命力的顽强；而郝余良从孤傲到沉稳的成长，以及真实的人性冲动，更让这个人物有了可触可感的血肉温度。

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采用对比的方式展现。因为父母包办婚姻，夏家青跟随哥哥夏家赤一路西行追赶郝余良，体现了一名传统女性的柔性与悲楚。她是古代女性中规中矩的代表，遵守所谓“不允许成年女子抛头露面”的严格家教。她的思想被传统所束缚，她的婚姻被封建礼教包办。在与郝余良短暂的婚姻生活里，她没有大家闺秀的娇柔，而是去理解包容郝余良的“任性”。她在怀孕期间不慎落水而亡，成为郝余良一生的痛楚。因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夏家赤在夏官屯的一棵千年白薇树上刻下妹妹夏家青的画像。作者通过让树上盛开洁白的花，赞美以夏家青为代表的女性的纯洁心灵，通过白薇树上“菩萨”的演变，描写了郝余良对亡妻夏家青的怀念，同时凸显封建包办婚姻的残酷，尤其对女性的残酷。

住在烟笼山的少数民族，不管男人、女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郝余良在烟笼山带领一群女人背食盐换取生产生活用具，作者通过描写她们在生活中的洒脱以及在歌舞中的豪放，把西南“蛮夷”女性的粗犷、真性情和生活的自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与传统中原文化下的女性的反差，对郝余良形成追求生活自由、不依附权势等观念有深远影响。

作者并没有将主人公郝余良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如果理想化地在历史事件中插入过于神化的叙事，就会不符合常理，反而成为缺点。作者让郝余良从青年时的孤傲、不羁，到逐步变得成熟稳重，形成个人正确的世俗观、价值观，逐渐成长为一个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真君子，成为封建社会腐朽制度里的一股清流，让这个角色有血有肉，能够和读者产生共鸣，成功塑造出这个对屯堡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典型人物，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

小说通过郝余良的视角，传递出一个重要的观念：无论是汉族与彝族、苗族等民族之间，还是汉族或任何一个民族内部，都不能封闭，封闭只会带来落后。尤其在种族繁衍上，封闭会带来人种的退化，甚至消亡。每一个民族都要走出去，也需要外面的人走进来，唯有交流交往交融，才是最佳选择。

从屯堡遗风看民族共生的精神路标

《屯堡》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更是一面照向当下的镜子。它通过一个小人物对教育、清廉、民族交融的践行，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腐倡廉和提升文化自信提供了跨越六百年的回响。

作者将郝余良塑造为一个文人，一个汉族与少数民族联结的载体，西南屯军戍守边疆的典型，从一个小人物的经历变化和命运归属，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变迁，在传统叙事中保留符合情理之中的智慧，不神化，不浮夸。小说对人物的设置具有典型代表性：郝余良贯穿小说始终，其重要性不必说；邓锡回家乡号召族人迁移，把朴实、淳朴的性格展现出来；郝余良在京师遇到的两位废榜进士丘子谟、唐同仪，他们的个人命运选择也体现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愤怒，但郝余良最终没有与他们“志同道合”，而是通过讲学、桃李满天下，通过与民族同胞深入交往，以非官员的身份为民做实事实现自我追求，这些典型叙事值得深思。

屯堡文化，这一大明遗风的活化石，对当下及今后的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借鉴意义，而要了解屯堡文化的精髓，《屯堡》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