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浩瀚星空中，《四库全书》作为乾隆年间编纂的巨型丛书，不仅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更见证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守护文明火种的坚韧精神。而贵阳地母洞，这个隐匿于云贵高原喀斯特地貌中的天然溶洞，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以沉默的姿态守护文澜阁《四库全书》长达5年8个月，书写了一段文化守护传奇。贵州，这片曾被视为“文化边疆”的土地，也通过这段传奇，向世界证明了其在中华文化传承中不可替代的贡献。

地母洞与《四库全书》：

贵州在中华文化传承中的独特贡献

□文/图   本报记者   万里燕   李昊霖

《四库全书》几经波折与贵州结缘

《四库全书》系清乾隆帝敕修，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和学者共同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13年完成。这套大型百科丛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约8亿字，几乎涵盖了清代以前所有传世的经典文献，堪称当时全国知识的总汇，也是我国迄今规模最为宏大的文献集成。

《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录七部，经历多次战火，文宗、文汇、文源各本已基本亡失，但也有少量流落民间，引无数名人学者竭力搜寻，曾国藩应为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委托其金兰好友、贵州著名学者莫友芝寻访文宗、文汇两阁《四库全书》散佚情况。莫友芝受托后十下扬州，寻访搜集古籍善本，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莫友芝寻访《四库全书》之举，发生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秘藏贵州之前，堪称贵州与这部巨典之间最为深厚的渊源。

莫友芝访书之行所获甚微，幸存的四阁《四库全书》也是命运多舛，其中又以文澜阁《四库全书》所经磨难最多。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传奇从文澜阁修建时就已开始。据顾志兴《文澜阁〈四库全书〉史》载，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初建成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浙商捐建，入藏《四库全书》和康熙年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咸丰十一年（1861），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文澜阁被毁，阁书散失。所幸经杭州藏书楼八千卷楼主人丁申、丁丙兄弟竭力抢救，历经10余年寻访，找回近万册。自此，重建文澜阁、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成为全体浙江学人的自觉使命。直至民国十五年（1926），文澜阁《四库全书》终于全部补齐，文澜阁因此被学术界誉为“东方文化金字塔”。但好景不长，由于战火的蔓延，仅仅11年后，阁书再遭劫难，踏上漫漫西迁路途。

国宝在地母洞内安度六载春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文澜阁《四库全书》又面临险境。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竭力向教育部申请将阁书西迁，得到教育部支持。由于经费不足，竺可桢还自垫运资。同年7月中旬，浙图馆长陈训慈组织将馆藏阁书共计140箱、《古今图书集成》及其他珍贵善本共计88箱进行西迁。同时，浙大也踏上了去宜山、遵义的旅程。

1938年，阁书几经周转，经江西到湖南，再由长沙经湘西终于到达贵阳。

  文澜阁《四库全书》作为国宝，由教育部直管，相关事宜须经教育部批准。在贵阳时，教育部将阁书交由贵州省立图书馆（以下简称“贵图”）代管，浙江省教育厅、贵州省教育厅和浙江大学共同行使管理权。这批国宝先后藏身于科学路贵图及威清路张家祠堂内。

1939年2月4日，贵阳遭遇了自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轰炸，史称“二四轰炸”。大空袭后，出于安全考虑，贵图提出，将张家祠堂所藏阁书移存至贵阳北郊的地母洞内。

地母洞位于贵阳市云岩区鹿冲关森林公园文澜山山腰，属典型的喀斯特溶洞。洞内面积约240平方米，顶部钟乳石垂悬，东壁供奉泥塑地母像。因其隐蔽于山林、岩石坚固，为战时古籍的保存提供了天然屏障。国宝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到来，让地母洞从一座无名溶洞升华为中华文化的“战时书库”，开启了其守护文明火种的使命。

贵阳潮湿多雨，为保护国宝阁书，守护团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洞内修建防潮木台、建立“春秋曝晒、撒石灰防潮”保护制度、派驻警卫24小时值守等。到贵阳后，竺可桢曾实地指导防潮方式的改进，并督促地母洞逐渐形成固定晒书的制度。

文澜阁《四库全书》入藏贵阳时，由任可澄组织纂修的民国《贵州通志》已历时近20年时间，阁中所载的贵州史料，实为贵州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宝藏。时值抗战，多所高校内迁西南，教育部有意邀请各高校学者到地母洞校勘阁书。贵州省文献征辑馆（因编纂《贵州通志》设立）认为机会难得，经呈报省政府转教育部批准后，最终委托学者李独清到地母洞查阅阁书，系统抄录其中涉及黔省的珍贵资料。

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李独清带着两名助手，经过1年3个月的艰辛努力，抄录大量有关贵州的文献，整理编排为8册，定名为《贵州史料第一集》。在编写《贵州通志》时，这些史料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有这套从阁书中抄录的史料支持，民国《贵州通志》成为有史以来至民国时期资料最丰富的《贵州通志》。

从守护到传承的贵州贡献

1943年，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专程绕道贵阳检查阁书保存情况。开箱后第一句话就说“好！保存得好！”

在战乱年代，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想把书保存好，谈何容易。但库书管理员、贵阳义工、警士长期驻守偏僻荒野之地母洞，从未有过丝毫懈怠。洞内，石灰铺地、樟脑防虫；洞外，双警持枪巡逻，24小时不离人。守书人每日检查洞内温湿度，记录书籍状态，在战火纷飞中誓言“书在人在”。这种“以命护书”的精神，不仅是对文化的敬畏，更是对民族未来的担当。

80多年后的今天，站在昔日晒书台遗址上，仿佛还能看见当年守书人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身影。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这样一丝不苟的坚守，才让这部中华文化瑰宝在战火中得以完好保存。

1944年12月，因日军攻入黔南独山，教育部决定将库书转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这部历经数十年动荡岁月，由一代代国人精心呵护的国宝阁书，最终于1946年回到了最热爱她的家乡杭州，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另三阁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溯阁《四库全书》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2015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由杭州出版社印制出版，这是现存唯一历经战乱补抄、完整整理的四库全书版本，贵州省获赠全套。至此，国宝阁书在70年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贵州，了却了当年贵州学者殷殷期盼抄写《四库全书》的夙愿。

2025年11月15日，“千秋文脉万古流——文澜阁《四库全书》整理出版工程特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爱平教授在开幕式后的学术报告会上说，“我之前看到有学者说，它是浙江精神文化的象征，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它不仅是浙江，而且是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正是一代代学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身家性命维护国宝，才使得典籍得以保全，文化得到传播，文明得以接续，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如今，地母洞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故事，已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2015年，地母洞被列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保护修缮工程启动，复原藏书库遗址；2020年，晒书台雕塑群与文澜院建筑群落成；2021年，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入藏文澜院，现存藏书库木架、人工石梯等遗迹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核心展陈。贵州通过地母洞这一文化IP，向世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坚韧与包容，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注入文化共鸣。

未来，地母洞将继续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坐标，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守护文明、传承文化。而贵州，这片曾被低估的文化热土，也必将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贵阳地母洞

在文澜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出的贵州省政府教育厅关于保护《四库全书》对省立图书馆训令复印件，原件存于贵州省图书馆。

在文澜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出的《四库全书》（仿制品）

一九四二年，文澜阁《四库全书》护书人在地母洞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