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刀笔刻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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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发布时间：2025-11-12

百年刀笔刻春秋

——观“铭刻的岁月：贵州百年版画藏品展”有感

□本报记者 万里燕

近期，“铭刻的岁月：贵州百年版画藏品展”在贵州美术馆举办。作为入选文化和旅游部《2025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活动目录》的重要展览，此次展览以贵州百年版画发展脉络为线索，汇聚了金逢孙、方小石、王树艺、董克俊、王建山、曹琼德等56位贵州数代版画艺术家的104件代表性作品。这些镌刻在木版、金属板与丝网上的艺术印记，为观众清晰呈现贵州版画百年来的文化基因与民族精神，更折射出中国西南地区艺术发展的蓬勃生命力。

从战斗号角到民族叙事：贵州版画的百年演进

贵州版画的发展轨迹，始终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20世纪30年代，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如星火燎原，贵州艺术家们以刻刀为武器，用粗粝的刀痕与强烈的黑白对比，刻画出抗战时期民众的觉醒与抗争，代表作有方小石的《向着自由的路——前进！》等。1956年，潘中亮的《大破天险窗子洞》以解放贵州战役为背景，通过两稿创作的精益求精，最终入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美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成为那个时代贵州版画艺术与历史对话的经典范例。

随着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兴起，贵州版画家的创作重心逐渐转向对本土生活的深度挖掘。周发书1958年创作的《兄弟民族支援铁路建设》，以黔桂铁路建设为场景，将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挑土工、筑路工的劳动身影定格于木版之上。这幅历时5个月创作的作品，不仅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上展出，更登上《人民日报》，成为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典范。同一时期的《锅圈洞》《布依寨安上了电灯》等作品，则以水印木刻的独特技法，记录下贵州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生动图景。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使贵州版画呈现多元化面貌。董克俊的《春返苗山》以抽象化的刀法表现苗族春耕场景，突破传统叙事框架；王建山的《高原》系列则通过木版画的肌理处理，展现贵州山地的苍茫与生命力。这种创新并非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简单移植，正如王建山所言：“艺术是心灵与自然平行的工作。”艺术家们在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始终保持着对贵州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

代际传承中的艺术突破：贵州版画的发展轨迹

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界因贵州版画群体的集体突围而震动——以董克俊、曹琼德、王建山等为代表的艺术家，以年均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的频率，将贵州的苗岭侗寨、刺绣蜡染、原始信仰转化为具有现代性的视觉语言，形成被《美术》杂志专题研究的“贵州美术现象”。这一现象的根基，深植于贵州百年版画演进的历史土壤。

作为“贵州美术现象”的核心人物，著名版画艺术家董克俊的创作始终围绕贵州独特的山地文化展开。1979年的《春返苗山》是其代表作，画面中抽象化的山形与苗族妇女形象相互交织，刀痕如舞动的苗绣针脚，将民族符号转化为现代视觉语言。这种“原始的现代主义”风格，在其90年代转向水墨画创作后进一步深化。他提出的“艺术是心灵的释放地”观点，影响了整整一代贵州艺术家。

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前院长王建山，将学院派严谨的造型能力与贵州民族题材相结合。其作品《鼓魂》以侗族大歌为灵感，通过木版画的叠印技法表现声音的振动感；《芳草地》则用细腻的套色木刻描绘苗族村落的春日景象。他设立“王建山教授工作室”，培养的学生朱世伟、谷旭等人，如今已成为贵州版画创作的中坚力量。这种“教学相长”的模式，使贵州版画形成了独特的学院派传承体系。

贵阳画院前院长曹琼德的作品则呈现出鲜明的都市化特征。2004年在法国巴黎展出的《春之门·中国灯笼装置作品》，将传统灯笼与现代光影技术结合，创造出跨文化的视觉体验；其版画《万家祠堂》则通过金属版画的腐蚀技法，表现贵州宗族文化的空间记忆。作为贵州美术界最重要的组织者之一，他还积极策划各种艺术展览，推动版画从“架上”走向“公共艺术”，使贵州版画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表达空间。

在这样代际传承的推动下，当其他地区艺术家沉迷于形式探索时，贵州版画家始终以苗绣的几何纹样、侗寨的干栏式建筑、布依族的铜鼓纹饰为创作母题，将原始生命力转化为现代视觉张力。这种“在地性”与“当代性”的平衡，使贵州版画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唯一持续百年、代际传承脉络清晰的地域艺术流派，在本次展览中也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文化基因的当代激活：展览背后的深层价值

本次展览以四大板块——“英勇岁月”“刻痕时代”“生生不息”“山川永驻”，构建起一部用刀痕镌刻的贵州文化基因图谱，展示了贵州版画艺术演进的轨迹，解码贵州百年文艺精神脉络。

“英勇岁月”板块以20世纪前期至50年代的抗战主题作品为核心，通过周发书、潘中亮等军旅版画家的刀刻语言，解构了贵州在民族危亡中的精神觉醒与地域担当。这种将地域叙事融入救亡图存的创作基因，源自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定位——当西南成为战略纵深，版画家的刻刀便自然成为民族精神的解剖刀。

“刻痕时代”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记录了贵州从抗战大后方转向工业前沿、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历程。这一时期的贵州，既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要实践地，也是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缩影。版画家们通过刻刀，将铁路建设、水利工程、工厂生产等场景转化为视觉语言，展现了贵州在时代浪潮中的转型与奋进。

“生生不息”板块聚焦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贵州版画创作，呈现了贵州版画在改革开放后至新时期的多元探索与持续发展，体现了贵州版画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贵州，立体主义、原始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艺术风格对本土版画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贵州艺术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在材料、技法、观念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贵州版画艺术亦成为中国当代版画版图中不可或缺的西南坐标，以“生生不息”的姿态回应着时代命题。

“山川永驻”板块则以贵州自然景观与人文生态为核心，通过版画艺术展现了贵州山川的永恒魅力与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艺术家们以贵州喀斯特地貌、黄果树瀑布、梵净山等标志性景观为背景，融入苗、侗、布依等民族的建筑、服饰、节庆元素，形成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叙事。

四大板块的递进，本质上是贵州文化基因的视觉转译。从抗战时期的民族觉醒，到建设时代的文明碰撞，再到当代的多元共生，版画家们始终在解构与重构中寻找平衡点。

“与中国油画不同，中国油画经历了较长时间学习西方的过程，才逐渐形成自身的表现语言；而中国版画从一开始就采用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艺术水准很高，并且紧密融合了本土的生活经验。”曹琼德表示，贵州版画自诞生之初便展现出与国际对话的开放姿态，其发展轨迹深刻印证了“与世界接轨”的特质。

从20世纪80年代“贵州美术现象”的崛起，到进入数字化时代后，贵州版画以版权保护为纽带，通过区块链存证、国际版权合作等机制，推动作品走向全球市场，印证了贵州版画从创作到传播的全球化视野。而本次展览也正是这种视野的印证和延续——展览中，澳大利亚悉尼二十一世纪中国版画展的参展作品，与贵州本土艺术家的新作并置；深圳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的获奖作品，与贵州民族大学学生的课堂习作同场展出。这种跨地域、跨代际的呈现方式，印证了王建山的观点：“现代艺术的魅力在于它不断向传统挑战，而贵州版画的独特性，正在于它用民族的心灵回应世界的提问。”

结语：刻刀下的永恒追问

当我走出展厅，展墙上最后一件作品——曹琼德2023年的数码版画《未来之城》仍萦绕眼前。画面中，贵州传统吊脚楼与悬浮的太空站交织，刻刀雕琢的痕迹已化作数据流的轨迹。这件作品似乎在问：在AI与元宇宙时代，版画这门古老技艺将如何继续铭刻岁月？

或许答案就藏在展览入口处那件1935年方小石创作的作品《向着自由的路——前进！》中。当90年前的刻刀留下的刀痕与今天的数码笔触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贵州版画的百年历程，更是一部用艺术语言书写的中国西南文化发展史——它告诉我们：真正的艺术传承，不在于技术的复刻，而在于对土地的热爱、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捕捉，以及永远向前的创新勇气。

（贵州美术馆供图）

方小石--《向着自由的路——前进！》-黑白木刻-1935-年.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