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八公路：烽火中的热血脊梁

□文/图  王先启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贵州，这个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曾经偏居一隅的“山地孤岛”，却因路而不断出彩。从明代为巩固西南地区的统治、保护湖广经贵州至云南“通道”而专门设立贵州省，到今天贵州公路里程、高速公路建设在全国名列前茅，“路”，一直是贵州历史进程的印记。

1936年，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贵州成为战略大后方，是物资和军队输送的中转站，公路建设关系着抗战大局。国民政府下令在贵州修建川滇东路等4条战备公路，黔桂西路安八段（黔西南安龙至册亨八渡公路，简称安八公路）应时而生。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经济极为窘迫的年代，安龙人民用热血和生命搭建起了贵州直达广西前线的战略通道，在贵州公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讲安八公路，先得说说广西。广西地处中国华南地区西部，是连接西南地区与中南地区的重要通道。七七事变之后，随着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失陷，日军想要从中南地区进一步向西南大后方推进，广西是必经之地。同时，广西与越南等国接壤，桂越国际交通线是中国获取境外物资的重要通道。日本为了切断中国的外援，孤立中国抗战力量，也必然会将目标指向广西。因此，广西毫无例外地成了战争的焦点。1937年10月15日，日军对广西桂林实施了首次轰炸，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0·15”惨案，野心昭然若揭。

安龙与广西相接，是西南地区进入广西的桥头堡。迫于严峻的形势，国民政府将安八公路的修建纳入紧急议程，希望借此打通云南、贵州与广西的便捷陆路通道，缩短滇缅公路运来的物资运输至广西前线的路程。经过实地测量和前期筹备，1939年10月，“黔桂西路贵州省安八路总段工程处”成立，驻扎安龙，征调安龙、兴义、兴仁、贞丰、册亨5县民工参与公路修建。

1939年11月15日，日军组织4万人的兵力，突然从广西钦州湾登陆。纠集50多艘炮舰封锁海面，对防城的企沙港实施猛烈的炮火打击，导致100多艘渔船被烧毁、击沉，80多名渔民无辜遇难。中日桂南会战拉开大幕。安八公路的建设更加迫切。

安八公路最初设计从安龙县城开始，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从三巧到册亨县城到八渡，第二方案从三巧到街板到八渡，最终采用了第一方案，全程131.7公里。安龙县负责56公里路段，是承担任务最重的县，按照安排，需征调民工1万余人。据相关史料记载，安龙段于1939年12月21日动工，实际到段民工6200多名，且很多已是五六十岁的年长之人。为弥补人员的不足，修路的任务也分摊到了教师、工人、商人等的身上。仅安龙县城区学校就有26名教师参与，承担工程量约2450个工时。

由于当时没有机械设备，全靠人力，石工尤显重要。家住县城的石匠王仁孝虽已70岁高龄，但经验丰富、技艺精湛，他主动要求加入修路行列，见本联保区内部分贫苦人家无劳力，还亲自出钱帮助请人工充抵。在王仁孝的带动下，全县共招募到石工500多人，成立了石工中队，队长由王仁孝担任，受辖于黔桂西路贵州安八总段特工（特殊工种）联合会。

安龙至册亨地势险峻，中间隔着重重大山，且海拔落差大。仅依靠原始的铁钎、铁锤和铲子、锄头等工具，要在崇山峻岭之间凿一道通途，施工何其困难。而当时的抗战形势给工程的时间非常紧，民工们只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吃在工地，住在工地，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另外，民工还得编队参加每天近两个小时的军训。超强度的劳动让民工们疲惫不堪，再加上米粮、食盐等供应不畅，民工常常连肚子都填不饱。同时，很多施工还需要在悬崖峭壁上进行，因此，生病和受伤的民工不在少数。当时缺医少药，不少生病和受伤的民工因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导致伤病加重而丧失生命。作为特工中队长的王仁孝，在修路中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他所承担的一段路非常陡峭，自己要坐在箩筐里让人拉到岩石上吊在半空凿孔。虽然万般小心，仍然不幸跌落，造成脸部、臂部等处受伤。不过，他算是民工中的幸运者，经过数月的治疗后，最终痊愈。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民工依然前赴后继。到1940年3月中下旬，安龙段到段民工达11735名。3月底，安龙县负责的56公里路段路基和土方完成，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然而，官场的腐败和承包商的偷工减料，导致一些路段路面只能通过一般车辆，载重的军用汽车则无法行进。4月初，蒋介石亲自发电报命令5月底必须全部完成报验，明确如有违误则军法从事。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大为恼火，专门指派建设厅厅长前来安龙督察，勒令安龙县政府重新组织民工赶修。主要是对原有的质量低劣路面进行翻修和拓展，新建涵洞及防护墙等。

此时正值春耕农忙时节。对于农民而言，农业生产是生计的希望所在，关乎着全家的温饱。再加上重复建设，已引起了民工的反感。据一份安八公路督工处的呈报资料记载，到5月中旬，安龙县负责的在册亨县境内的第三区路段仍无一人到段施工。5月底，安龙县县长王佐调任，贵州省政府命严溥泉继任县长。临阵换将，也许就跟工程推进不力有关。

此后，工程修修停停，竣工时间也一再延后，搞得老百姓苦不堪言。1941年初，县长再换，新县长曹翼远走马上任，然工程仍然没有起色。1942年3月，迫于省政府的一再施压，曹翼远只得硬着头皮，再次采取强硬措施紧急征集民工，至5月底，安龙县负责路段总算修筑完成。

安八公路路面宽4至6米，全部用砂石铺就，在山野之间蜿蜒盘旋，尤其是安龙县与册亨县交界处1000多米的冗洪七道拐，坡陡弯急，回曲半径在10米以下，是最为险要之处，较之晴隆二十四道拐也不遑多让。

据不完全统计，安龙县修筑安八公路伤亡在各路段的民工达800多人。相反，涉及安八公路修筑的历任县长均得到了贵州省政府的记功表彰，就连公路修筑完成后到任只做了一些扫尾工作的胡稷同也不例外。这确实颇具讽刺意味。

安八公路通过南龙公路（晴隆砂厂坪至安龙）与著名的晴隆二十四道拐相连，通过安顶公路与兴义县相连，将物资补给及兵源补充源源不断地送到广西前线，高峰时平均每天有上百辆军车昼夜通过。据了解，美军在华作战总司令部司令麦克鲁，中国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中国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国民党第6、第54军，新一军及战车第6、7营，炮兵第17、18团，辎汽第4、5、10团等抗日将领和军队均先后经过安八公路。

1944年，日军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广西，虽然占领了桂、柳、邕、梧等64县市，但广西的整体防线依然稳固，日军始终没能从广西踏入越南一步。1945年4月底，中国军队开始反攻，8月中旬成功收复广西失地。可以说，安八公路在稳固广西防线和收复失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后期，美军亦增加了安八公路军用物资运输力度，安龙县城成为车辆休整的中转站。为此，根据美军供应站要求，1945年4月，安龙县政府准备在县城为美军军用车辆开辟专用停车场，只是这项工程在完成征地后便没了下文。

抗战胜利后，安八公路并未沉寂。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自广西经安八公路到达安龙，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会师。2月6日，四兵团政委宋任穷、司令员陈赓等在安龙组织召开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决定，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会议的召开为解放军挺进云南接管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解放大西南的进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历史上称此次会议为“安龙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安八公路仍然是黔西南到广西的重要通道，直到国道324线从安龙县城经坡脚至广西路段建成，其连接黔桂两省的作用方始减弱。

今天，安八公路早已被现代公路所取代，国道552线从安龙到册亨，沥青路面宽阔平整，串联起绿水青山、民族村寨、广袤田野、山间果园，五彩斑斓的美景交织成绚丽的画卷，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

掩映在晴隆二十四道拐的荣光之下，安八公路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其背后的故事，却永远值得我们铭记。那些在艰苦岁月里，为修筑公路付出辛勤汗水乃至生命的民工们，也是不应被遗忘的英雄。

 （作者系安龙县政协委员）

现在的国道552线安龙至册亨段大坪路段

安八公路规划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