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两条生命线

□李芝惠

在贵州的群山之间，两条跨越时空的“生命线”遥相呼应：一条以创新激活山野生机，一条用热血镌刻民族记忆——它们便是花江峡谷大桥与二十四道拐。

到花江峡谷大桥打卡的游人，除了是为“世界第一高桥”的头衔而来，还想体验这里打破常规的“桥旅融合”模式。这座贵州首个集桥梁观光、高空探险于一体的“体旅融合”综合体，扛起了“贵州西南部第一旅游门户、全国桥旅融合新典范、世界峡谷极限运动胜地”的三重标签，让冰冷的桥梁蜕变为可玩、可赏、可体验的风景载体。

初次乘景区观光电梯上桥时，不少人都会生出疑问：一座高速路大桥，怎会承载观光功能？直到电梯停在二层桥体，答案才豁然清晰。大桥采用双层设计，上层是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车辆以80公里的时速平稳驶过，引擎声被峡谷的风轻轻吹散；中间层则完全留给游人，200米长的玻璃栈道沿桥体外侧铺设，脚下是三层夹胶钢化玻璃，透过玻璃能直视数百米下的花江峡谷江面与乱石堆——江水在谷底泛着碧色，两岸绝壁犬牙交错、藤蔓丛生，阳光洒在岩石上泛着暖光，花江像条绿丝带在谷底蜿蜒舒展。

这座飞架“地球裂缝”花江大峡谷、全长2890米的大桥，通车后给周边带来的改变肉眼可见。过去从峡谷东岸的关岭自治县到西岸的贞丰县，得绕近两小时山路，如今十分钟就能跨江抵达。交通便利了，变化接踵而至：原本闲置的农房被改造成民宿，布依族吊脚楼变身特色餐馆，村口空地上种满不同色系的花卉，让游客赏花用餐两不误。对这一带的村民来说，这桥早已不是单纯的交通设施，而是流淌着希望的“新生命线”，守着大山过穷日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从花江峡谷大桥向北驱车一百公里，便到了晴隆县的二十四道拐。若说前者是新时代的“经济生命线”，后者便是刻在历史里的“抗日生命线”。一旧一新，一柔一刚，拼出了贵州旅游的别样底色。

来之前，我一直犯愁：早听说二十四道拐四公里路里藏着二十四个一百八十度回头弯，回头弯在六十度的山坡上层层叠叠，像条盘在山间的巨龙。我本就晕车，想想坐大巴在弯道里盘旋的情景，胃里便发紧。到了景点才知道，游客无需坐大巴上山，只需换乘景区观光车从山顶往下走——路虽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可下坡比上坡平缓得多，完全打消了我晕车的顾虑。

青灰色的砂石路在绿色山坡上蜿蜒，每道弯拐都衔接得严丝合缝，阳光洒在路面上，石子反射出细碎的光。导游说，这条路是抗战时期“史迪威公路”的关键节点，名气全源于抗战岁月。当时，国际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抵达昆明后，必须经过包括二十四道拐在内的滇缅线才能送往前线和重庆。二十四道拐由此成为中缅印战区交通大动脉的咽喉要塞，承担着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日生命线”。如今这条路原貌保存完好，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了游客感受抗战历史的“打卡点”——山脚下的石碑刻着修路故事，不远处的炮台上还架着一门仿制大炮，炮口指向远方，仿佛仍在守护着这条生命线；路途偶尔能看到几辆仿制军车停在路边，据说是拍摄电视剧《二十四道拐》时留下的道具。

山峰上的观景台形似碉堡，里面是晴隆县二十四道拐展览馆。展馆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背景，通过图文、连环画、3D技术、动态演示等方式，介绍和展示“晴隆抗战文化”“筑路往事”“高校西迁”“盟军援助”“远征军出征”等在晴隆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馆里陈列着仿制大炮、老军用水壶、修路工具等实物，每一件都藏着动人的故事。史迪威将军的照片挂在显眼处，他戴着圆框眼镜，军装笔挺，眼神坚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指挥盟军守卫缅甸，后又参与缅北反攻，为打通公路立下汗马功劳。旁边还有孙立人、刘伯龙等中国将领的照片和简介：孙立人在缅北战场被誉为“丛林之狐”；刘伯龙曾驻守二十四道拐保障物资运输安全。他们的故事，让不少游客驻足良久。

馆内更多的是普通人的身影。中国远征军老兵陈友礼的两张照片让人动容：一张拍摄于1944年，13岁的他挎着军包、背着水壶，伸着大拇指，被美国战地记者拍下；另一张摄于2015年，白发苍苍的他端着老照片激动地说：“这是我”！后来通过比对军包补丁、水壶样式等，才最终确认了他的身份。还有一张盟军士兵向当地修路民工借火的照片：两人站在路边，民工正用烟斗给盟军士兵点烟，两人相视而笑，眼里满是信任——这个画面后来成了馆前的雕塑，成为跨国友谊的永恒见证。另有妇女背着孩子参与筑路捣砂石、医护人员在野外战地医院给伤员包扎的照片，都在静静诉说着：抗战胜利，是无数人用热血和坚韧拼出来的。

走出展览馆时，阳光正好。我们挥舞着红旗，在馆前的台阶上纵情合唱《五星红旗》。从花江峡谷大桥到二十四道拐，两条“生命线”在贵州群山中相遇：一条连着现在与未来，用创新给人希望；一条载着记忆与精神，以英勇不屈教人铭记。它们让贵州不再只是“闭塞山区”的代名词，而成了既有壮丽风光，又有厚重故事的地方，吸引着人们一次次前来，探寻山与桥背后的岁月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