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云涌的贵州抗日救亡运动

□陈  政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各族各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同仇敌忾，奋勇御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贵州人民以实际行动踊跃支援前线，协力抗击入侵黔南的日军。与此同时，贵州籍官兵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贵阳，各校学生代表自发集会，组织联合大游行，还拍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抵御外侮，宣告对日本经济绝交，抵制日货。1932年下半年到1934年初，一些在省城贵阳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先后回到家乡，冲破军阀当局的各种禁令，继续从事抗日宣传。1935年以后，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从城镇向农村拓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22日，由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共同组织的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成立。1938年5月，在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协助下，部分大、中学校进步教师成立了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中共贵州省工委在该组织中建立了党小组，并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还陆续派出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到抗战前就已建立的筑光音乐会、沙驼业余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文艺团体，并在其中建立了党支部，使这些组织完全转向为抗战服务。1939年1月3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立，它的公开工作是为八路军、新四军转运军需物资和人员，秘密工作是联系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定的联络对象，推动抗战工作。《新华日报》贵阳分销处是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贵阳的又一据点。

在中共贵州各级组织的指导、参与下，不少县成立了以青年学生、进步教师和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在官办的抗日团体中，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参加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演讲、歌咏、戏剧是宣传活动中最普遍采用也是最受欢迎的表演形式。宣传队、歌咏队、剧团遍布全省城乡。疏散到贵阳的文艺界著名人士田汉、孟超、安娥等人，利用设在贵阳的文化招待所和基督教青年会，积极组织文艺演出活动。通过艺术形式，大力宣传团结抗战主张，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面，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各地新音乐运动也勇敢地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演唱抗日歌曲，巧妙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每逢重大纪念日来临和重大事件发生，全省各地各种宣传会、演唱会、座谈会、演讲会接连举行，街头游行宣传活动特别活跃。

报纸、杂志、图书在抗战宣传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华日报》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报纸，也是抗日救亡宣传的思想旗帜。该报贵阳分销处成立前，代销报纸的生活书店贵阳分销店等书店，采取各种办法，把报纸及时送到读者手中。分销处成立后，这些书店仍一如既往，不仅协助分销处做好发行工作，还利用书店联系读者面广的优势，宣传报纸上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许多刊物、小报、壁报应运而生，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抗敌》月刊从1937年5月创刊，到1941年11月共出版96期，发表过许多各界进步人士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贵州学联》是一份不定期的刊物，由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的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编印，曾经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章、文献。从贵阳到全省各县，大量爱国进步文艺刊物纷纷诞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各地的读书会，把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等理论著作，以及《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报刊列为会员的必读材料。许多进步青年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阅读《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步树立起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为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其中也包含了进步书店为宣传抗战、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各族各界积极参与抗战斗争

1938年3月，贵州省军事战地救护人员训练班和国民党贵州省党员战地工作团合并，统称贵州省战地服务团。服务团成立后随即离开贵阳，取道长沙、武汉开赴前线。1938年4月鲁南会战开始后，该团即赴开封前线担任战地救护和宣传工作。开封沦陷后，退到南昌，与第三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部所属安徽战地服务团合并，准备赴第四战区参战。由于长沙大火的浩劫，该团奉命由赣州转赴长沙，慰劳灾民和伤员。1938年10月，该团编属第九战区薛岳部，称精忠战地服务团，被分配到第九战区所辖的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的部分战地开展战地宣传，督促野战医院救护转运伤兵，慰劳由前线转运下来的伤员。1939年，该团扩大组织，分设3个救护班，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视察战区各野战医院及伤兵收容所。此时，第二期贵州战地服务团也经桂林到达长沙。在这个服务团中，30名女青年组成了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第一小队，队中年龄最大者30岁，最小的仅15岁。她们至重庆后，由贵州抗敌后援会交给一二一后方医院，但其中有8人坚持要求上前线。在重庆市抗敌后援会的支持和民生轮船公司的资助下，她们乘船到达武汉。到达汉口时，报纸刊登了贵州妇女战地服务团将赴前方的消息，《武汉日报》社社长、贵州籍人王亚明希望她们8人参加贵州部队，并介绍她们到柏辉章的第102师服务。她们在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均表现出色。

1938年，贵州省农工商各界联合发起成立贵州省伤兵之友社。该社以“慰问护理负伤将士、激励重返抗战前线”为宗旨，招募青年组建伤兵服务训练班，进行专业培训后派遣至各后方医院开展服务工作。同时，该社持续组织募捐、救济、慰劳等专项活动，为贵州境内驻军医院及各地伤兵、新兵伤病员等提供切实援助，既保障了前线将士的医疗需求，又有效提振了部队士气，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支援力量。

1938年5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贵州分会成立，肩负起接收前线转移难童的重任，负责监护、安置、养育以及开展文化教育和抗战爱国教育。该分会在贵阳、定番（今惠水）、遵义三地设有保育院四所。到抗日战争结束，先后收容安置由河南等省转送来黔的战区男女儿童1000余人。1939年10月，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奉中央赈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及战地党政委员会之命，开展难民训练设计、难民组织管理与训育指导等工作，督导各县难民组训分会的工作以及各机关交办的难民组训相关事宜。

抗日战争中，一些爱国宗教团体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开展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为了支援前线，贵州各族各界群众踊跃捐献，开展各种形式的义卖、义演活动。同时还积极购买公债，以缓解战时财政困难。

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日战争胜利后，贵州省还为救济过境难民和疏送难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仅抗战胜利后就先后疏送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浙江、广东、河南、江西、河北、山东、福建、广西、山西、吉林、察哈尔、黑龙江、辽宁等地的难民近2万人，其中华侨761人。

日军侵黔与贵州军民英勇抗敌

1938年9月25日，日军出动飞机9架，袭扰贵阳近郊，未造成损失。1939年2月4日，日本18架轰炸机对贵阳城区进行轰炸，投弹120余枚。被炸的地点东起老东门，北至喷水池，南至大南门，西近大西门。炸毁或烧毁街巷42条、房屋1300余栋，被炸面积近全市面积的七分之一，史称贵阳“二四”轰炸。之后，敌机又多次对贵州进行空袭和窜扰。整个抗战时期，日机入侵贵州共达33次，使用飞机358架次，共投弹600余枚，波及贵阳、安龙、龙里、丹寨、三都、独山、镇宁、桐梓、正安、晴隆、沿河、清镇等12个市县。其中受损最重的是贵阳，遭受空袭10次，来袭日机达100架次，伤亡近2000人。

1944年11月，日军分三路入侵黔南，即“黔南事变”。第一路侵黔日军占领独山，第二路侵黔日军攻下荔波县黎明关，第三路侵黔日军进入荔波县佳荣乡，并向都匀前进。日军共侵入黔南5县38乡镇，所到之处，粮食、家禽、家畜等生产生活用品被抢光；黔桂铁路、公路沿线，烧毁的机车、汽车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滞运物资被抢光、烧光，原先中国军队储存的战备物资，也被日军劫掠后烧毁、炸掉。

日军侵入黔南遭到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在独山以南的黑石关、黔桂边界的荔波黎明关等处，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激烈阻击战，不仅重创敌军，更有效延缓了其攻势。黔南各民族群众自发组建抗日武装，灵活机动地开展狙击、截杀、扰袭，以达到牵制日军的目的。据不完全统计，从日军踏入黔境开始，到12月6月全部撤退，群众抗日战斗达数十次。可以说，黔南各族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一定程度上有效配合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行动。

黔籍官兵在正面战场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中，由黔军改编或以黔籍官兵为主组成的第82师、第85师、第102师、第103师、第121师、第140师、新编第8师、新编第11师、新编第28师、预备第2师、第55师以及第八军等，参加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四次长沙会战、滇西反攻作战、松山战役等。在正面战场的战斗中，他们英勇顽强，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第102师为例，原有的贵州籍官兵9000余人经过历次战役，绝大部分牺牲，随后补充者也随补随战，伤亡惨重。为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贵阳大南门外建起了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以此永志忠烈。

在抗日战争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各族儿女以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回顾风起云涌的贵州抗日救亡运动，汲取伟大抗战精神中蕴含的奋进力量，继续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勇往直前、拼搏奋斗！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一号展馆

贵阳“筑光音乐会”会员赴花溪作抗日宣传演出时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