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书房

□董全云

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有一来凤轩。苏轼的《梦南轩》写道：“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南轩，是苏轼和弟弟苏辙小时候的书房，后来被父亲苏洵改名为“来凤轩”。

歇山式屋顶，小青瓦屋面，正面左右两侧各开一方门，通连室外风雨廊；中开一圆门，上方悬“来凤轩”匾额，两边“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楹联。南轩连廊回绕，青砖铺地，铁树亭亭如盖，数株青竹簌簌。房子和院子背靠几株高大桢楠，显得古朴静谧。

苏轼自谓平生最快乐之事就是读书，“常以三鼓为率，虽大醉归亦必披展至倦而寝”。南宋祝穆编撰的《方舆胜览》写他的家乡眉山，“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两宋三百年间竟出了九百进士。

苏轼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子由韵二首》中写南轩的景致，“竹柏杂花，丛生满庭”“松竹半倾泻，未数葵与萱。三径瑶草合，一瓶井花温”，足见南轩是东坡先生的诗意栖居和精神乐园，也是他青春时代的美好回忆。

晚年，苏东坡在《夜梦》中回忆起当年在南轩读书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

在南轩，慈母程氏“亲授以书”，教育苏家兄弟不发宿藏、不残鸟雀，带着他们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听完后问母亲：“如果我做范滂那样的人，母亲会同意吗？”程氏回答：“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为了“义”，儿子可以奋然舍身赴死，母亲可以慨然牺牲骨肉。此种大义从母亲流淌至儿子，从儿子回溯至母亲，唤起的正是苏轼藏在体内、寓于寻常、塞乎天地的生命元气。

多年之后，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诬陷下狱，囚于御史台，看到风吹乱庭前的竹子，他便写下“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竹子可折不可辱，风停了后又重新站直。在这首诗中，他又提到“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在最无助最艰难的生命境遇里，南轩是他的精神家园。可见，少年时的一间书房，对涵养东坡先生的君子品格是何其重要。

后来，苏轼又以“讥讽政事”被定罪，诏贬黄州。到了黄州，没吃的，“问人乞米”；没住的，寓定惠院，客临皋亭；没朋友，“深自闭塞”“焚香默坐”。从志在天下到自身难保，“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生命似乎走到了绝境。

“吾生如寄耳，何者为吾庐？”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人生让苏轼对书房充满渴望。他在东坡筑堂，将正中一间作为书房。房屋落成时适遇大雪，他便将房内四壁均画上雪，命名为“雪堂”：“是圃之构堂，将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绘雪，将以佚子之心也。”雪堂虽简陋，却造就了苏轼安放身心的居所。

在雪堂，他起居偃仰，隐几昼瞑，栩然自得，“真得其所居者也”。但“心以雪而警，则神固不能凝”“欲为散人而未得”。“东坡之胁，筑而垣之”，围墙筑舍是他微弱的个体生命之需，但“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实碍人耳”，有色之雪有形之堂又成为了五官之害，内心之蔽，欲静不得，欲逃不能。在“入”与“出”之间，在入不进、出不来之间，他最终选择了“适意”，选择“无邪”，“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让雪凄凛肌肤，洗涤烦郁，让八荒之趣尽在眉睫之间，让生命随群息而动，随大明而升，与万物同生，与山川共美。

北宋绍圣元年（1094），已近花甲的苏轼再遭贬谪。在惠州的白鹤峰上，他又建了自己的新居，书房名之“思无邪斋”，并作《思无邪斋铭》：“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圆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不管命运多背逆，生活多无常，处境多糟糕，苏轼一直不放弃建“书房”。黄州“雪堂”没了，惠州建“思无邪斋”；“思无邪斋”没了，海南建“桄榔庵”。无论身在朝堂，抑或在江湖，有了一隅书房，他能在“深自省察”“摄心正念”中打开另一条生命的通道，因为“无身”所以“无病”，因为“廓然”所以“圆明”，因为“浩然”所以“我正”。

从少年南轩的“奋厉”到中年雪堂的“适意”，再到晚年惠州的“无邪”，无论漂泊到何处，书房总是他安顿身心的精神寓所。有了一隅书房，苏东坡沉淀出世事沧桑都染不了的那份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