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在贵州的统战工作

□文/图　胡平原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贵阳成为西南大后方的重镇。由于贵阳作为西南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因此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贵州省会即贵阳的控制，残酷镇压革命组织和进步活动。那时党的地下组织不仅不能公开活动，而且还多次受到破坏。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林青、黄大陆、李策和贵州“民主先贤”负责人张益珊、凌毓俊等相继被杀害。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担当起了贵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使命。因篇幅有限，本文特择选抗战时期党在贵州开展统战工作的部分内容进行讲述，以飨读者。

一

　　抗战爆发后，全国一些高等院校先后迁入贵州。于是，大批学者、科技工作者进入这个穷山沟，还有一些在省外工作的贵州籍学者、作家、艺术家也纷纷返回家乡。他们和贵阳的同志们一道坚持工作，活跃了贵州的学术研究气氛，促进了贵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助推了贵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为贵州培养出大批人才。

　　1937年8月，中共党员谢凡生、丁梅奇、何冠群等29人共同发起组织建立了贵阳文艺界抗日救国会、每周文艺社、筑光音乐会、七七文艺社、中国诗艺社、贵阳文艺界联合会等文学团体。他们或创办刊物，或创办文艺团队，或从事教学与学术活动。同时贵阳的文化设施逐渐增多，贵阳、神光、贵州等电影院开始上映彩色影片，还增加了贵州省立科学馆、贵州省立艺术馆、贵州广播电台等等，经常举办戏剧演出、音乐会、球类比赛等。使贵阳地区的文化艺术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较好地发挥了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团结抗日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团结中、上层知识分子，在中共贵州省工委的安排下，生活书店经理、中共党员邵公文利用庆祝书店开业的机会，邀请大专院校教授和知名教师数十人到生活书店座谈，商定成立一个松散的统一战线组织——贵阳战时社会科学座谈会。

　　1938年5月，社会科学座谈会宣告成立，由中共党员王启霖、何战白、蒋蔼如组成党小组领导座谈会的活动。参加者有大夏大学的梁国东、谢六逸、吴澄华，贵阳医学院的郭一岑、白舞华、武纤生、丁晓光，以及贵阳各中学的教师萧家驹、蒲定安、王启澎、高滔、田君亮、萧之亮、王诗农、何锡周、赵毓祥、刘薰宇、刘方岳等。座谈重点是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理解。

　　1938年，汪精卫投日卖国，香港印刷工人组织“反汪工友回国服务团”，希望回到祖国服务，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冷遇。1939年冬，服务团一行10余人在辗转去重庆途中来到贵阳。同时，中共贵州地下组织指示《新华日报》分销处发动捐助运动。贴出启事后，分销处所在的慈善巷口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1400余人捐款1000余元，《新华日报》于1940年2月24日报道了这一消息。

　　1940年2月，文化界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积极发挥了其作为规模较大的文艺组织，团结文化工作者，发挥文艺抗战的战斗力量的作用。

二

　　抗战前夕，中共贵州地下党就在学生中秘密组织了贵州全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以部分中共党员为骨干，团结了各个中学的具有爱国热忱的青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建立了以党、政、军、工、商、学、妇等机构主要负责人任委员的“贵州各界抗敌后援会”，力求把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纳入其管辖。针对这种情况，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广大民众采取参与、改造、联合等策略，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发展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容。

　　1937年冬，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下令组织各校寒假农村工作团，广大学联成员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有些骨干分子还被选举担任各分团长和干事。

　　1938年秋，全国政治军事中心武汉危急，国民党省党部组织游行，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动员全体成员参加了“保卫大武汉”的宣传活动。

　　1938年冬，省抗敌后援会发起募集寒衣捐，“筑光”联合贵阳音乐界的黄钟合唱团、基督教青年会合唱团及路过贵阳的“励志社”和杭州艺专的音乐家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劳军联合演出，国民党《中央日报》特出版《筑光劳军演出特刊》，并免费为演出印制入场券。

　　1939年春，国民党贵阳县党部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举办“艺术纪念周”，贵州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筑光音乐会和沙驼话剧社，团结了商会、妇女会、“青光”“浪潮”“克强”等16个文艺团体，分别演出了以抗战为主题的街头剧、舞台剧，演唱抗日歌曲，途经贵阳的艺术专科学校，也配合举办抗战画展。

　　筑光音乐会本来是一些音乐爱好者以杨森的名义，利用四川会馆进行活动的娱乐性团体。合群体育会艺术部也是以杨森的名义创建的娱乐团体，经中共贵阳县委指派部分党员和戏剧音乐骨干参加进去，改变了这两个团体单纯娱乐的性质，加上由左联作家萧之亮和中共党员杨天玩等创建的沙驼业余话剧社，便形成一个影响较大的战斗群体，成为团结贵阳地区音乐戏剧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中坚力量。在抗日救亡团体内部，则充分注意党支部与干事会的结合，学生与店员、工人、农民的结合。3个团体都有中共支部和干事会。虽然党支部成员都是干事，但干事会中还有大部分非党同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总干事一职应由有艺术才干、有活动能力的爱国青年担任。党员对这些同志十分尊重，演出活动、与外界的交涉、联系、主持召开干事会等，由总干事出面，党员与非党员团结一致，共同搞好文艺宣传工作。1939年2月，日机对贵阳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各校被迫迁移县郊，分散到各地的抗日救亡骨干，在各地举办农民夜校活动，同时也注意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参加救亡团体，其影响是深远的。党担当起了引领贵阳学生和青年抗战的统战使命。

三

　　1939年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明举行工作会议。黄炎培、江问渔、孙起孟等经过贵阳时，经黄齐生介绍，与曾静侯认识。曾静侯倡议在贵阳成立中华职教社，并派赵淑英参加昆明会议，会后成立中华职教社贵阳通讯处，会址就设在达德学校。主任曾静侯，专职工作人员有鲁承璋、傅作相、石淑贞、朱世芬等。这个具有统战性质的教育团体为抗日救亡作了许多有益工作。如开办职工补习学校、工人补习班、进行职业介绍与职业辅导培训等。职工补习学校以吸收店员、机关职员、失学失业青年进行职业教育为目的，聘请了中共党员田伯萍、杜守敦讲授国文和技艺，工人补习班是由中共贵阳县委职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运输、邮电工人，委托“职教社”进行抗战知识教育，自编教材，聘请了中共党员尹克询、饶元柞讲授历史，教唱抗日歌曲。职教社的同志还协助“筑光”“沙驼”安排排练节目场地，帮助生活书店、阅读新书店找门面、租书库、安排过往文化人食宿等工作，充分发挥了党的统战工作作用。

　　贵阳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都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指导下的宗教兼社会服务性的组织。抗日战争时期，它的成员在宣传抗日、揭露日军暴行、进行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基督教青年会合唱团竭力团结广大爱国青年，多次参加了文艺联合演出。一些进步社团还多次借用青年会会址组织演唱和时事讲座。属贵阳基督教青年会系统的团体，还有大夏大学、贵阳医学院、湘雅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等院校的分支机构。这些组织所设立的学生救济会、伤兵之友社、难民同乡会等，也做了不少有利于抗战的社会服务活动。其中女青年会还为流亡在贵州的职业妇女解决食宿难题。

　　中共贵州地下组织针对贵州少数民族众多这一特点，还注意到对少数民族的代表性人物进行统战工作。早在1934年冬，中共党员高言志就介绍苗族青年唐植民和地下党的领导同志见面，动员他在少数民族中开展交友和宣传活动。

　　1936年冬，唐植民多次邀集一些进步青年在铜匠街高华庭家聚会，经过多方筹备，办起了6所少数民族的小学，即四方河小学（布依族青年郭同珍主办）、半边山小学（布依族青年李忠实主办）、北衙小学（苗族青年高炳先和王云先主办）、新场小学（苗族青年莫华丰主办）、黄莲小学（布依族青年李建刚主办）、鹅坡寨小学（苗族青年韦云陶主办）。

　　1937年夏，唐植民、梁聚五等260多人在西湖饭店聚会，诉说少数民族长期受压迫的苦难，宣传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为做好少数民族在贵州的统战工作，广泛接触省内外各地少数民族中的进步分子形成党在贵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盟组织。

　　抗战时期，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贵州地区党组织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分裂、倒退的斗争中，团结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民族宗教人士，争取了各种地方中间势力，不仅夺取了贵州地区抗战的伟大胜利，而且还为贵州地区的民族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在贵阳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一瞥。

▲街头剧演出。

▲抗战时期贵阳医学院的同学们在上实验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