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　系　乌　蒙

——何鲁丽同志与毕节试验区

□李霓　刘继明

　　3月19日，已经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然而一个重磅坏消息突然把我们拉回到数九寒冬：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原主席何鲁丽溘然长逝!

　　何鲁丽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杰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

　　毕节试验区建立于1988年。经过30多年的建设发展，毕节试验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在这一过程中，统一战线广泛参与、倾力相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革中央自1991年起把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县——纳雍县作为定点帮扶县，对毕节试验区倾力支持;长期担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鲁丽同志对毕节试验区的建设发展更是倾情倾力。她的深情厚谊温暖着试验区前行的路，她的音容笑貌长存于试验区的山水间。

高度赞扬毕节试验区“五子登科”生态建设模式

　　1988年底，在民革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鲁丽当选民革中央副主席。1996年11月11日，在民革八届五中全会上，何鲁丽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宣布的那一刻，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何鲁丽真诚而又谦逊地致辞：要适应新的领导岗位的要求，首要的任务是学习。

　　学习的路径有很多，其中主要的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何鲁丽爱看书是远近闻名的，她每天临睡前都要看几个小时的书，从小说到各类社科著作她都广泛涉猎。向实践学习主要就是要调查研究，所以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何鲁丽每年总要抽出时间带队调研。

　　1998年，何鲁丽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履新不久她就响亮地提出“到贫困地区去”。自1998年5月6日起，何鲁丽率队到四川、贵州两个贫困大省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研。

　　在调研中，何鲁丽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到田间地头和农民群众交谈。当时交通条件比较差，在贵州境内，何鲁丽就奔波了900多公里。在调研中，针对扶贫工作何鲁丽谈了许多意见，这些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她认为：要把治贫和治愚结合起来，扶贫和扶教结合起来，只有采取救济式和开发式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增强“造血”功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她还指出，在开展开发式扶贫的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扶贫和科技扶贫。

　　考察过程中，当何鲁丽看到一些地方小块耕地开荒一直开到山顶，这种“大字报田”会使本已脆弱的生态变得更加脆弱，无休止的开垦会使山地失去森林和草地的覆盖，造成失土、失水、失肥的严重后果时，心情十分沉重。考察过程中，何鲁丽语重心长地指出，贫困地区在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加大坡改梯的力度。25度以上的坡耕地要实现退耕还林;应当推广“山顶戴帽子、山腰系带子、山下铺毯子、稻田种谷子、多种经营抓票子”的“五子登科”成功经验，提高绿化覆盖率;一定要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5月15日，在纳雍考察结束召开的会议上，何鲁丽再次批评了“小块耕地挖到山顶”的做法，强调要加大力度搞坡改梯，大力推广生态建设“五子登科”的成功经验。

　　何鲁丽高度赞扬的“五子登科”经验，正是毕节试验区在推进“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实践中所创造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毕节山高、坡陡、谷深的实际，使地委、行署一班人逐步认识到了毕节发展立体农业的现实需要，开始围绕“山”来思考生态建设、水土保持的措施。为了探索生态建设怎么搞，1987年，毕节地委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在毕节县(今七星关区)的清丰乡搞试点，在该乡提出了“山上保山下、山下促山上”的生态农业发展思路，并积极实践，山顶上退耕还草，山腰间种植绿肥，山脚下搞集约经营，种植地膜苞谷和烤烟，还大规模种植花椒、樱桃、李子等经济林木和刺梨、红果等野生植物，达到既保持水土又增加收入的目的。乡镇企业方面，兴办蜜饯罐头厂、饲料加工厂等。当时正好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五子登科”的文章，说的是有的干部搞腐败，成天谋求房子、儿子、车子、票子、位子，这使时任毕节地委书记的禄文斌受了启发，他想：毕节在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上不正好可以来一个“五子登科”吗?即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种地砍树、搞坡改梯拴“带子”;坡地种牧草、绿肥铺“毯子”;山下大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多种经营抓“票子”;大田大坝改造中低产田土，兴修水利，推广农业实用技术收“谷子”。“五子登科”是对试验区综合治理水土流失要切实抓好的几项工作所做的形象比喻。按照这一构想，一方面，大搞基本农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确保农民增钱增粮、解决温饱、脱贫致富，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大生态建设的力度，对25度以上的陡坡地，改传统的“退耕还林”为“还林退耕”(先在耕地上植树造林，再逐步退耕，实现“林进耕退”)。“五子登科”的构想，立足于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进行生态建设，把开发扶贫与改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以短养长、综合治理。金沙县平坝区湖水乡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就是生态建设的成功范例。该合作社在生产经营中注重发展目标的长、中、短相结合，既发展粮食、烤烟、生猪、油菜等短期经营项目，实现当年增收;又发展五倍子、金银花、杜仲、生漆等中期项目，使收入逐年稳定增加;还发展松、杉等远期项目，使农民有一笔长远的可观财富，森林覆盖率从25%上升到75%。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的成功实践，把“五子登科”的构想变成了广袤大地上一幅生动的画卷。

　　毕节地区在生态建设方面“五子登科”的综合治理举措，受到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的充分肯定。1988年7月，毕节实施“五子登科”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在《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不久，又被《人民日报》头版予以转载，从此，“五子登科”声名远播，这个享誉全国的农业综合治理典范在毕节试验区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8年5月，何鲁丽在四川、贵州为期半个月的调研中，对毕节试验区创造的“五子登科”生态建设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调研所到的贫困地方认真加以学习和推广。

关注毕节教育卫生和扶贫工作

　　1998年5月13日至15日的纳雍之行是何鲁丽“到贫困地区去”的重要一站。在纳雍，何鲁丽务实、深入、严谨的作风得到充分体现。她去的地方都是基层，她要了解的是群众的真实情况，关注教育的她：去了纳雍县董地乡沙落希望小学、王家寨镇(今居仁街道)桃园希望小学、寨乐乡红艳小学……她关注基层卫生事业的发展，十分牵挂农民群众的健康：去了纳雍县老凹坝乡(今玉龙坝镇)卫生院、王家寨镇计生服务站、雍熙镇(今雍熙街道)余家岩村卫生室、纳雍县单采血浆站……

　　在沙落希望小学，当何鲁丽站在教室外，听到孩子们稚嫩的读书声中透出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时，她欣慰地笑了。看到学校操场十分狭窄，她嘱咐陪同调研的领导“要尽快为学校建一个操场”。在红艳小学，当她看到教室四壁通风、光线昏暗、地面凹凸不平时，心情十分沉重。在桃园希望小学，她一再向坚守教学岗位的乡村教师致谢。

　　作为有过20多年从医经历的何鲁丽，对医疗卫生事业和农民的健康更是十分牵挂。在老凹坝乡卫生院，她一一查看了病房、药房、手术室;在纳雍县单采血浆站，何鲁丽穿上白大褂，把工作流程很专业地视察了一遍。

　　在老凹坝乡箐脚组，何鲁丽翻山越岭看望了李成开、李朝远、李成尧、杨天明四户贫困户。在和他们亲切交谈后，何鲁丽感到他们自身是勤劳的，贫穷是因为生产生活条件差。何鲁丽还送给四户贫困户每户一套棉被、一套衣服和200元钱。

　　1998年5月15日，在纳雍县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何鲁丽就毕节试验区特别是纳雍的考察工作作了指示。对于打好扶贫攻坚战，她指出，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打好扶贫攻坚战，是历史赋予党和政府的责任。要充分认识毕节地区(包括纳雍县)扶贫攻坚的难度，克服畏难松劲的情绪。扶贫攻坚中要很好地解决行路难、饮水难、医疗难的问题。

　　她特别强调，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这是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贫困山区容易因病致贫、因贫致病，要抓好以初级保健为龙头的医疗卫生网络建设。

　　看到一些乡镇卫生院设备陈旧，何鲁丽一方面要求当地政府增添必要设备，一方面勉励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只要有一定的医疗技术水平和事业心，凭着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这“三大件”也能发挥作用。在农村医疗保健工作中，何鲁丽还特别重视中草药和针灸的作用。她形象地说，一把草药、一根银针有时能解决大问题，要就地取材为农民健康服务。

永远的“纳雍情结”

　　1998年5月15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结束调研工作即将离开纳雍时动情地说：“我们要动员全体民革党员一如既往地支持纳雍县各族人民的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发展，不脱贫不脱钩。即使到了脱贫之日，民革与纳雍的情也不会了。”这是民革对纳雍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民革的“扶贫誓言”!

　　这承诺把民革和纳雍紧紧连在了一起，也把何鲁丽的心与纳雍连在了一起。

　　纳雍与民革的情缘要追溯到毕节试验区的建立。为了解决长期困扰毕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贫困落后和生态严重恶化两大难题，1988年，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倡议，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试验区，这是全国唯一的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为主题的试验区。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成立了中央智力支边扶贫协调小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分别与毕节地区各县(市)建立了定点帮扶关系，与毕节试验区同心战贫困。1991年底，民革中央牵手纳雍战贫困。

　　这一牵手就情定终身。帮扶纳雍，成为每一个民革成员的自觉行动。民革中央机关干部率先行动起来，从1992年到2000年，每年的2月18日定为“献爱心日”，近百人的机关，上至主席、副主席，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捐出自己的工资，助力纳雍教育事业发展。

　　作为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动员全党的力量支持纳雍鏖战贫困、建设发展;她自己率先垂范，竭尽全力支持纳雍。1998年5月到纳雍调研之前，她本人为纳雍教育事业捐资2000元。她还在与国内外人士的交往中，不失时机地为纳雍争取支持。她到纳雍调研之前，协调北辰集团捐赠1万元购买图书，在由何鲁丽题写校名的学校——纳雍沙落希望小学，何鲁丽把北辰集团捐赠的礼物送给孩子们——人均15册图书。

　　通过民革中央的倾力支持，纳雍县兴建了10所希望小学，约3000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从1993年到2000年，纳雍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从79%提高到98.2%，并于2000年顺利实现了“普六”的目标。

　　2002年1月25日，何鲁丽在民革中央接见了来京汇报工作的纳雍县相关领导，当了解到民革中央倾力支持的纳雍火电厂和交通建设快速推进时，何鲁丽十分高兴并真诚地说：“民革中央会一如既往关注纳雍的经济发展，继续发挥智力支边的智力、联系、桥梁作用。”2003年1月20日，何鲁丽在民革中央接见了来京汇报工作的纳雍县相关领导，当了解到纳雍一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突出成绩时，何鲁丽谦逊地说：“民革在纳雍做点工作，其实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通过扶贫，纳雍人民艰苦奋斗、勤奋工作的精神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育。”她接着坚定地表示，民革中央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扶贫工作，一如既往地关心纳雍、支持纳雍，使纳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积极、稳步向前发展。

　　纳雍的山水是何鲁丽眼里最美的风景，纳雍的发展是她梦里最美的愿景!从她为“乌江第一漂”——纳雍总溪河的题字到为民革帮扶纳雍资料汇编《情系乌蒙》题写书名，我们深深感受到“毕节试验区”和“纳雍”已经与她血脉相连。

　　(作者李霓系贵州省毕节市委机关刊——《毕节试验区》杂志社党组书记、社长、主编;刘继明系《毕节试验区》杂志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