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洗马滩历史记忆

□游平伟

李维汉接见林青地址——厉坛

　　《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都有记载：厉坛，在北门外昭宗祠后。据专家考证，厉坛坐落于原洗马滩边今遵义老城北门外市文化局创作室和林科所、防疫站那一片。厉坛是明清时期官方祭祀孤魂野鬼之所，厉坛和昭宗祠毁于民国年间，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李维汉(罗迈)曾在这里接见中共毕节支部书记林青。

　　1935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长征一进遵义城，在此休整了十多天，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红军遵(义)湄(潭)绥(阳)游击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建黔北苏区根据地的斗争。

　　中共毕节支部书记、贵州“九人工委”负责人之一的林青闻讯从毕节赶来遵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林青到遵义后，经过寻访，找到了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吴亮平(与林青在上海是同狱的难友)，通过吴亮平再找到了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考虑，要找一个恰当的地方见面，既安全保密，不致让林青暴露身份，又要距地方工作部不远，方便工作。经选择，接见地址就选择在北门厉坛。当年的厉坛一带，野草丛生，十分荒凉，让人望而生畏;这里距驻杨柳街小学的地方工作部就一公里左右，是比较理想的接见地。林青向李维汉详细汇报了中共毕节支部的工作情况。李维汉代表中共中央承认贵州地下党组织，并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林青任书记兼中共遵义县委书记。省工委成立后，认真完成了中央交办的获取国民党军作战地图、密电码、地空识别标志和派人护送杨涛(潘汉年)去上海等任务。林青不幸于1935年7月19日被捕，9月11日壮烈牺牲。

曙光社的发祥地——省高

　　曙光社是1949年秋由省工委领导组建的进步青年组织，主要领导人是遵义老城四方台人幸必泽，主要活动在遵义城，位于原洗马滩边汇川坝(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处)的贵州省立遵义高中(以下简称省高)是其发祥地。

　　1949年3月，省工委派在贵阳中山中学高中部读书的遵义籍青年幸必泽回遵义开展革命工作。幸必泽相约王孝源(原省高学生，因闹学潮被勒令退学转入贵阳伯群中学就读)一同回遵义与省高在校学生刘慎先、余大才、王慎公等人联系商谈，并向他们布置任务：一是进一步发展1948年已建立的“读书会”，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学生;二是掌握学生自治会等学生组织领导权，取得合法地位以利开展斗争;三是利用各种可靠社会关系收集“调查研究提纲”所列的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按约定的办法秘密传往贵阳。

　　幸必泽返回贵阳后向省工委汇报，省工委书记张立明确宋至平(即宋学芬，化名王平)直接领导幸必泽。同年3月底，宋至平介绍并经党组织批准幸必泽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省工委即通过幸必泽领导遵义首先在省高开展革命斗争。4月，省高学生在“四一惨案”的影响下，成功地发动“劳师募捐”罢课运动，充分显示了革命学生的斗争精神和组织能力。

　　6月，幸必泽毕业回遵，以一小学教师身份为职业掩护，以省高为主要据点，以省高学生刘慎先、余大才等为骨干，逐步发展壮大，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于7月成立了“曙光社”，经逐步发展壮大，到鼎盛时期有一百二十多人，大部分是学生，还有部分小学教师、青年工人和社会青年。成立了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幸必泽;小组成员有八人：王孝源、余大才、刘慎先、王慎公、熊明朝(女)、杨世贤(女)、王正初、李先淮。大本营在遵义，有七十多人。在遵义县团溪和绥阳分别组建了两个支部。团溪支部有十多人，负责人是王正初;绥阳支部有三十多人，负责人是李先淮。

　　在“曙光社”的领导下，主要开展了以下活动：编印《曙光周刊》，宣传党的主张;开展调查研究，掌握敌情动态;开展统战工作，策反起义投诚;组建“川黔边区纵队”，武装威慑敌人;反对“坚壁清野”，粉碎“搬家”阴谋;调动各方力量，开展护城斗争;派出社员作向导，迎接解放军入城。

省高“劳师募捐”运动

　　1949年4月，以声援南京“四一惨案”为契机，省高学生自治会发动组织了一次全校学生“劳师募捐”罢课运动。

　　罢课前夜，学生们连夜制作海报、传单、大型漫画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滥发纸币、搜刮民脂民膏等反动罪行。

　　罢课当天，同学们正准备上街游行，发现校舍对面洗马滩一带遍布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特务。不一会，遵义专员卢杰、专署教育科科长王恒良、遵义县县长沈麟书、县党部书记长曹文光一行已到学校，制止学生游行。卢杰等人对学生进行威胁和恐吓。学生余大才、梁仁德、宋明璋等毫不示弱，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卢杰等人理屈词穷，说不过学生，学生游行队伍趁势出发了。学生队伍冲击校门，吓坏了沈麟书、曹文光、王恒良和校长陆时文(卢杰已借故提前离开学校)等人，急忙跑到学生队伍前面，拼命阻拦学生。一些好心的老师担心酿成流血事件，也劝学生不要游行。在双方僵持中，王恒良见威胁、劝说都失败了，不得已只好当场答应学生，在一周内给老师们增薪2000万元(旧法币)，条件是央求学生们不要上街游行，请同学们立即派代表谈判。学生刘慎先、余大才等紧急商议，认为斗争是要有理有利有节，否则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于是答应由学生自治会派代表与王恒良谈判。学生代表提出四个条件：一是限期一周内给教师增薪2000万元法币;二是将宣传画抬到丁字口闹市区陈列展览三天;三是罢课一天;四是事后不准迫害任何学生。王恒良考虑再三，被迫一一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四个条件。同学们高唱胜利歌曲，返回校内，当天学校罢课一天。

阿家寺——浙大疗养室

　　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七年，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办学成果累累，赢得“东方剑桥”“民主堡垒”的美誉。也留下许多竺校长关怀浙大师生的动人故事。

　　浙大迁遵不久，在竺校长的关心下，成立了“浙大学生救济委员会”，先设于文化街(今官井路)23号，后迁至元天宫。救济会主要成员有竺可桢、郭斌和、振公、费巩、钮志芳等。主要工作是救济贫困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生活上的困难，尤其是生病的学生。经济来源靠国际救援委员会拨款和有关方面的资助、救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组织学生生活自救，积极想办法改善学生生活，帮助困难学生御寒过冬，千方百计完成学业。

　　由于当时处于抗战年代，物质条件差，医疗条件更差，因此有部分教师和学生染上疾病，最突出的是肺结核病。肺结核传染性强，患者增加迅速。患病学生安排在浙大疗养室治疗。疗养室成立于1940年冬，地址先在中北路中段西侧，租用一栋民房。1941年初，疗养室迁到老城北门阿家寺，这里空气新鲜，利于养病。至1944年初，疗养室医治肺结核病学生达十三人，其中有四人住院疗养达三年以上，其余的疗养二年、一年半、一年以下不等。其中，有一位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吴寿松，患病在此疗养，因无经济来源，生活很困难。竺校长到阿家寺疗养室看望治病学生，并安慰吴寿松：不要担心，安心养病，学校保证会想办法，设法给特困同学提供一些救济金。

　　《竺可桢日记》1944年1月24日记道：“……其中国际救援委员会七万五千元为医药救济之用，实际仍以津贴阿家寺肺病学生之伙食，每人四百五十元一月，现共有十四人在内，住校者尚有若干人。……每人得一百八十元或较少……营养方面使病人能吃豆浆。”阿家寺疗养室开办三年多，除三位学生不幸去世外，其余陆续康复返回学校。

上世纪四十年代拍摄的洗马滩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