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追思如缕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
□邓文淼
2020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纪念日。作为贵州民革党员,往年每逢此日,均会正装敛容与同仁共赴位于贵阳森林公园内的中山纪念堂叩首追思。今年因在外公务,不能回筑,先生忌日越近,心中怅然越深,加之逢五,于是便更觉有写一点东西表达缅怀的必要,是为此文。
一
贵阳森林公园原为贵州省林科院实验林场。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黔视察,建议将林场改建为森林公园,直至今日。公园位于城东南图云关,山势绵亘、面积广袤,因其林木葱郁、泉水潺潺、蝉鸣鸟语、芳草馨香而被美誉为“贵阳八景之一”。抗战时期于此建中山园,园内有中山先生石刻像及碑刻。值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在中共贵阳市委统战部、民革省委的大力支持下,民革贵阳市委联名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贵阳市委以及市工商联、市侨联、市台办的单位提出“修复中山园兴建中山堂”的建议,并筹集捐资18500元。此举得到中共贵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复拨专款40余万元用于该项目建设,终于1994年3月28日举行了落成典礼。
中山园入口为一“冲天式”四柱石牌坊,端庄简朴。中间两柱横梁上有“中山园”三字,柱上刻有由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赵西林手书的“抚今追昔当仰先驱,依景建园并非梦境”联;外面两柱则刻由曾任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的王萼华手书的“先哲高风同仰止,雄关列峰沐光辉”联。两联既阐述了对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也描绘了图云关山雄奇之景,加之赵西老的行书清纯隽永、飘逸潇洒,王萼老的隶书笔势开张、劲健挺秀,牌坊更显雄伟大气。
穿坊而入,可沿石板阶梯上山。小径两旁古树繁多、藤如蛛网,更觉幽深静谧、古朴苍凉,行人不免更觉凝重黯然。走了大约200余台阶,眼前豁然一亮,即是登上了山顶。山顶为一平台,中山堂便坐落其中。中山堂是中国传统最尊贵的单檐庑殿顶一层宫殿式建筑,绿色琉璃、黄色墙体,显出肃穆庄重、尊贵威严。堂前是四柱门廊,廊上挂着“中山堂”三字牌匾,字乃民革中央原副主席贾亦斌所题,体现了民革中央对贵州兴建中山先生纪念堂的支持和重视。进入大厅,映入眼帘的是一尊2.3米高的中山先生青铜坐像,先生安坐方椅、手握卷册,上身微倾、神态安详。如果我们注视先生的目光,能感受到一些的忧郁。因为我们知道,先生忧国忧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因了中山园的修复和中山堂的建成,为包括民革在内的各界人士增加了一个纪念凭吊中山先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也为贵州省、贵阳市开展以中山精神研究为主题的对外交流联谊搭建了新的平台。
二
很长时间以来,许多贵州人认为中山先生一生未涉足贵州,主观上就以为中山先生对贵州民主革命的影响不大、贡献很小。这其实是对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经历以及重大的历史贡献了解不够造成的。
我们知道,中山先生一生最伟大的功绩,在于领导和影响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而这一伟大功绩的取得,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我们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山先生的领导和影响下取得的吗?让我们回到公元20世纪初贵州社会发展的历史画卷中去找寻,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贵州经济社会一直落后。特别是清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洋务运动”、推行“新政”加快了政治变革的步伐。这一时期发生了两件事情,对贵州辛亥起义的成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件事发生在1905年,清廷贵州巡抚林绍年为培养人才,通过官费、公费、自费等形式选派了151人到日本留学,开了贵州空前未有的出国留学之先河。其中,平刚、杨荩诚、钟昌祚、周恭寿、安健等十数人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坚决追随中山先生。第二件事发生在1908年,张百麟、黄泽霖等组织成立的贵州自治学社,由平刚联络,并经在日本的同盟会贵州支部研究和中山先生批准,集体加入同盟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代行同盟会贵州分会职责。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贵州辛亥起义的成功就是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让我们把目光投射到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贵阳,张百麟召集由既是同盟会员又是自治学社会员的黄泽霖、谭景周、张泽均、陈守康、陈纯斋、廖谦、王炳奎、周凤文、胡刚等,成立总揽起义计划的十人委员会作为最高指挥机关,准备发动起义;11月3日,张百麟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凌晨起义;11月4日,杨荩诚、黄泽霖等率新军、陆军小学学生入贵阳城,迫使清廷贵州巡抚沈瑜庆交出印信,起义取得成功;11月6日,大汉贵州军政府正式成立,杨荩诚出任都督府都督,张百麟任枢密院院长,周恭寿任立法院副议长并代理院事,黄泽霖任五路巡防营总统领,其余起义同仁均各任要职,组织了以革命党人为主的政府。
可以肯定地说,贵州辛亥起义的成功、贵州辛亥革命的胜利,完全是中山先生及其同盟会领导和影响的结果。贵州从此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开始走上了民主主义道路。
三
中山先生不仅关心、领导贵州的政治建设,也关心、设计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1917年至1919年,中山先生倾其毕生学力完成了《建国方略》巨著,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建国宏愿和构想。其中,在铁路建设和矿产开发两个方面把贵州列入了规划。
1912年6月25日,中山先生在上海与《民立报》谈话时提出了“交通为实业之母”的名言,可见中山先生对发展交通事业的重视。他提出要建设中央、东南、东北、西北、西南五个铁路系统,修建约16万公里的铁路,把中国沿海、内地、边疆连接起来。其中,西南铁路系统约7300公里。西南铁路系统有7条,终点皆为广州,有四条从贵州通过。第一是广州至重庆线,经由镇远、遵义等地;第二是广州至成都线,经由瓮安、仁怀、赤水等地;第三是广州至成都另一线,经由独山、都匀、贵阳、黔西、织金等地;第四是广州至云南大理至腾越县,经由兴义等地。在中山先生眼中,四川是“中国本部最大且最富之省份”,云南是“次之大省”,广西、贵州“皆矿产最丰之地”,建设西南铁路,将使“种种丰富之矿产可以开发,而城镇亦可于沿途建之”。
中山先生还十分重视海港建设,拟把广西钦州建设成为四个二等海港之一。在他看来,建设好钦州港,可以让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货物贸易“择此港以出于海”,“比经广州可减四百英里”,经济上极有价值。
此等宏愿,若能在中山先生的推动下得以很快实现,则贵州以及西南地区的发展当不可同日而语。惜当时形势逼迫、军阀掣肘,而上天又不假先生以天年,纵有千般构想终成空中楼阁,尽付与东流之水。
然可以告慰中山先生的是,先生当年的宏愿,在今天的贵州已经实现:全省高铁营运里程达到1432公里,从贵阳出发到达重庆、成都、广州只需2—4小时,贵阳至钦州只需6小时,以后更会缩短至3小时以内。贵州的矿产、货物正沿着高铁线快速运送到国内、海外。
“窥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贵州高铁发展,仅是贵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观照。贵州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变化,被习近平总书记赞誉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强调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四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成立,其《行动纲领》提出:“本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明确表示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民革成立后,在继承中山先生精神的表述上,不同时期却不尽相同,如:“继承中山先生之革命传统”“继承大革命时代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精神”“发扬孙中山先生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继承他(孙中山先生)爱国和不断进步的革命精神”,1988年11月20日民革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至今均表述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从“革命精神”,到“进步的革命精神”,再到“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可见民革全党对中山先生精神的理解有了一个不断深入、不断全面、不断发展的过程,最终使民革全党对继承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有了更加统一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这赋予了中山先生精神新的时代意义,也是我们民革党员继承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时必须学懂弄通的精神实质。
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就是要发扬光大民革前辈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光荣历史,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
今天,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山先生精神,就是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先生已逝,革命未已。先生于《国事遗嘱》中“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之语,仍发聩于耳际……